河南去年藥品降價金額達到9.6億元 　　近10年來，我國藥品降價次數已經20有余，但藥品價格問題并未因此而有效解決，藥價高、看病貴的問題依然是公眾眼中的“頑疾”。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分開”的精神對于根除藥價虛高“頑疾”意義非凡。面對民生的這一焦點和熱點問題，我們有必要對藥價問題進行深層次探討，有必要重拾這一話題—— 　　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健康是人全面發展的基礎，關系千家萬戶幸福。要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堅持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中西醫并重，實行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分開，強化政府責任和投入，完善國民健康政策，鼓勵社會參與，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藥品供應保障體系，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完善重大疾病防控體系，提高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能力。加強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和城市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深化公立醫院改革。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保證群眾基本用藥。扶持中醫藥和民族醫藥事業發展。加強醫德醫風建設，提高醫療服務質量。確保食品藥品安全。 　　——摘自黨的十七大報告 　　1 　　不可回避的藥價虛高現象 　　1月13日上午，北京友誼醫院。“生不起病啊，藥價太貴了！”記者眼前的這位年近七旬的大爺無奈地說。這位老人患有多種老年慢性疾病，他也因此而成了這家醫院的“常客”。為了省錢以應付高額的醫藥費用，他讓老伴騎著三輪車把他送到醫院，“這樣就可以省下幾十元錢的打車費用了”。 　　同日，北京兒童醫院。一位帶著孩子前來看病的安徽籍婦女與記者聊起了家常：她在北京做工已經四年多了，并積攢了幾萬元錢，然而正當她準備帶著這些錢回家蓋房子時，丈夫和孩子卻先后生病。一時間，她不僅花去了這些年來的積蓄，還欠下了一萬多元的債。 　　“20多次降低藥價！那（藥價）為什么還這么貴！”當記者告訴她，近10年來，國家為減輕患者看病負擔，已先后20多次降低藥價時，她竟然覺得難以置信。 　　記者在上述兩家醫院隨機詢問了10多名患者，他們均表示藥價太高，國家相關部門的降價效果并不明顯。 　　一邊是國家相關部門陸續的藥品價格下調措施，一邊卻是百姓對藥品價格過高現象的“抱怨”。 　　“顯而易見，藥品降價已經陷入了一個‘怪圈’，”一位業內人士這樣表示：強制性的降價之后，原本價格較低的藥品不得不退市，取而代之的是許多換了“馬甲”的“新藥”、“孿生藥”，這些藥價格反而更高；越是降價，藥品銷售、使用單位越不歡迎降價藥，因為他們追求的“利潤”沒有了；而患者購買藥品不同于購買普通商品，其渠道只有藥品零售店或醫院，它們不賣降價藥，患者就無處求購，只能買高價藥；越是降價，廉價藥品越是難覓。 　　“誰愿意做賠本的買賣呢？”他表示。 　　由于利潤空間不斷受到擠壓，甚至消失，生產企業不愿意生產，尤其是對于那些沒有拳頭產品和附加值本來就不高的藥品生產企業，藥品降價無疑對于他們的生存是雪上加霜。某些廉價藥品的被迫停產也是企業的無奈之舉，于是造成了市場上某些藥品品種短缺，百姓無法買到廉價藥。 　　有專家表示，在加強國家對藥品價格宏觀調控的同時，“還應該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以避免出現藥品市場品種“降價死”、“招標死”的現象。 　　2 　　行政降價難以治本 　　值得肯定的是，在民聲與民意面前，國家藥品價格調控部門一直都在不斷推出限價政策，以療治藥價“高燒”之癥。然而國家調控部門的一次次“猛藥”并未換來藥價虛高問題的根本性解決，百姓醫療賬單上的藥費仍然“高燒不退”。 　　在國家有關部門20余次的藥品限價政策的“錘煉”之下，藥品生產、銷售、使用諸環節在應對這些政策時也越來越“游刃有余”，降價舉措效果有限。 　　“盡管許多藥品價格仍然虛高，但從價格變動趨勢看，許多藥品價格是下降的，這是沒有疑義的。”國家發改委價格司一位工作人員說：“因為政府定價是以降為主，目前推行的藥品招標采購也不會允許藥品價格上漲。” 　　“但是這并不能等于患者醫藥費用負擔就減輕了。”他表示，實際上，造成藥價虛高的因素有許多，比如臨床用藥的結構問題、用藥數量問題等。此外，有些藥品，本身價格就很高，即使通過降價政策“砍下一截”，仍然高于百姓正常的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何況藥品的數量又相當多，很難依靠一批批的藥品降價“撼動”總體上的藥價虛高。 　　“更應認識到，我國創新藥物不多，大部分藥品雷同，可替代藥品很多，藥品降價很難取得實質性效果。”這位工作人員非常無奈地表示，發改委降低藥品價格的措施，只能是對緩解患者看病貴的難題有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根治這個問題。 　　3 　　回歸醫改命題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家發改委的這位工作人員向記者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藥價高就是那個‘毛’，而以藥養醫的體制才是‘皮’。我們現在的工作就好比剃胡子，沒有消除長胡子的機理，胡子就總是在長，所以藥品價格管理只是緩解群眾看病貴的一個方面。” 　　在單純以降價來治理藥價虛高效果不明顯之際，業內相當一部分人士已然將目光投到了“長胡子的機理”上——“只有改革以藥養醫的體制，藥價虛高的問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 　　業內普遍認為，從藥品生產到使用的整個過程來看，藥品價格中的相當一部分被用來承擔和補償醫院運轉和發展所需要的費用。當然，大幅度降低藥品價格后，為了維持醫院運轉，就要相應提高醫療服務價格，或者增加政府財政投入。因此，這是個結構調整問題。 　　安徽省蕪湖市食品藥品監管局局長楊作春曾先后撰寫并發表多篇關于治理藥價虛高的調研文章。他認為，應該把控制藥價虛高的切入點和著力點放在藥品使用環節——醫院，而不是藥廠、藥商和藥店，更不是患者身上。 　　有統計顯示，藥品消費主要發生在醫院藥房和零售藥店，其中醫院藥房約占整個藥品消費市場份額的八成。 　　楊作春表示，在藥店，患者有不同價格藥品的選擇權，但在醫院，情形則大不相同。由于藥品使用的特殊性，醫院完全壟斷了藥品選擇的話語權，醫院通過醫生開方獲得了患者用藥的決定權，同時又通過藥品處方鎖住了患者在哪里買藥的選擇權。 　　楊作春通過調研發現，尤其是一些價值不菲的抗生素類和治療心腦血管疾病的藥品不是通過流通渠道正常進入醫院，而是通過生產企業的醫藥代表直接“進入”醫療機構。在高額提成的刺激下，某些醫師對此類藥品在稍有應用指征甚至無指征的情況下皆頻繁使用，而且處方書寫的是商品名稱，即使處方外流，因市場上無此種藥品供應，患者也只能回醫院掏錢取藥。 　　這樣，患者在醫院藥品消費過程中完全被動的現實狀況也是造成藥價虛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鑒于上述原因，楊作春為治理藥價虛高而開出了自己的“處方”。 　　一是對醫院門診藥房進行超市化改造，將其與其他零售藥店擺在同一競爭層面。醫生開出通用名處方，患者憑醫生處方可到醫院藥房或零售藥店自主選擇所能承受的價位的藥品。同品種藥品，經濟條件好的就買貴的藥品，反之則購買便宜的藥品。這種完全市場化競爭的狀態必然形成最為理想的藥價形成機制——藥品零售價格和商品利潤必然會被調整到一個與患者消費水平相適應的層次，虛高的藥價必然會被市場競爭所消除。 　　二是對急診、住院病人所使用藥品一律實行政府定價或直接適用市場價。病人因為急診、住院所使用的藥品，只能由醫生代其選擇。因此，價格主管部門或衛生主管部門有必要依據藥品零售市場價，結合藥品生產、經營成本和醫院實際情況對住院藥品實行政府定價，或者直接采用藥品零售市場價結算。 　　三是對非贏利性醫院實行財務收支醫藥分離。醫院使用藥品的經濟收益直接上繳相應級別財政，完全隔斷以藥養醫的經濟基礎。 　　四是大力推進國家基本藥物制度。 　　“此舉對治療虛高藥價這一頑疾有一定療效。”提及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一名工作人員認為： 　　首先，醫院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不顧患者的承受能力隨意開藥，他們只能嚴格按照規定從基本藥物的名單中選取所用藥物。此時，醫藥基本處于利益分離狀態。 　　其次，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建立后，新藥的審批將愈加嚴格——如果沒有藥效和價格上的雙重優勢，新藥將很難通過審批，進而進入基本藥物的行列。 　　他說，應通過出臺相關政策調整醫療費用不合理的構成，同時下決心推進增加醫療技術服務費的工作，讓公益性醫療機構在國家投入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能夠健康地生存和發展，讓廣大醫務人員靠誠實勞動獲得應有收入，從根本上解決利益驅動問題，使醫院藥價趨于合理，甚至與社會平價藥房同質同價，最終消除醫療衛生改革中出現的醫療機構、企業、患者三方均不滿意的現象。 　　他同時表示，藥品招標是在整個藥品生產、供銷鏈條中的中間環節，控制和降低藥品價格更為重要的是要從源頭做起，建立科學、完善的藥品定價管理體系。應該本著既要減輕患者藥品費用，又要促進醫藥行業持續發展的原則，科學合理地評估藥品生產、銷售、研制等成本，從而解決藥品虛高定價問題。 　　長長的交費和取藥隊伍里，人們關心的除了健康，還有藥品價格。 　　相關鏈接 　　■1998年~2000年，國家有關部門先后6次出臺藥品降價措施，累計降價金額約80億元，其中涉及300個品種，平均降價幅度為15%。為配合國家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的出臺，有關部門制定了國家基本醫療保險目錄藥品的最高零售價。 　　■2001年，有關部門先后制定公布了69種抗生素類藥品價格，平均降價幅度為20%,年降價金額約20億元；49種中成藥零售價格平均降價幅度為15%,年降價金額約4億元；383種化學藥品、30種抗生素單獨定價藥品零售價格，平均降價幅度為20%,年降價金額約30億元。 　　■2003年，國家制定并公布了199種、900多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