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 ——《荀子•勸學》 搞科研難，搞中醫科研尤其難，尋找恰當的現代科學指標反映出中醫本質，實屬不易。廣州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王建華主持脾虛證本質研究30年，立足臨床，最終發現唾液淀粉酶活性比值是脾虛證一個確定而有益的指標。該研究2000年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采訪中，王建華教授同課題組一起回顧了脾虛證研究的艱辛歷程，相信人們從中能得到些許鼓舞和啟示。 一 1974年，王建華教授從徐州醫學院調到廣州中醫學院工作。雖然出身西醫，但西學中的他跟隨老中醫抄方多年，親眼見到中醫治病的卓著療效，對臨床用藥有較深體會。1975年，當時的廣州中醫學院副院長歐明宣布“廣州中醫學院脾胃研究小組”正式成立，由陶志達和王建華共同負責小組的工作，小組其他成員有鄧灼祺、陳淑英、勞紹賢等，正式拉開了開展脾胃學說研究的序幕。 小組成員一致認為，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的精髓，脾胃學說這一中醫基礎理論的研究必須立足臨床，以證的研究作為突破口。 王建華教授還親赴上海，學習研究沈自尹教授領導的“腎的研究”思路方法，決定以脾虛證辨證論治作為研究目標。他們查閱大量相關文獻，廣泛征求老中醫意見，反復修訂，實踐證明他們最終制訂的脾氣虛證中醫診斷標準是可行的。 二 有了思路，還要考慮臨床研究基地。正當大家為此發愁的時候，廣州絹麻廠衛生所的領導懷著急切的心情向課題組求助，希望中醫能夠幫助她們解決該廠150多名女工長期患慢性低熱，西醫治療又無明顯療效的棘手問題。課題組欣然接受了這一任務，采用甘溫除大熱的方法治療，患者康復很快，他們因此愿意作為臨床觀察對象和課題組合作。 為什么會選擇唾液淀粉酶活性這個指標？理由有：中醫理論認為“脾主涎”；臨床觀察到脾虛患者常見食欲減退、口淡乏味等癥狀；脾主運化，而唾液中的消化酶對食物的消化有一定的作用；唾液取材方便。 小組人員每天清晨6點就過去搜集患者臨床狀態下的唾液。課題組設想脾虛患者唾液淀粉酶活性應低下。但檢測結果與設想并不一致，脾虛患者唾液淀粉酶活性在基礎狀態下與正常人相比，不降低，反而升高。 這時王建華教授心理波動很大。選取唾液淀粉酶這一指標是不是合理呢，真的走進了死胡同？但是他堅持認為，只要臨床效果在，只要前提是科學的，就一定可以用現代的方法來認識它，這一點是應該堅信的。 三 課題組用很長時間分析發現，脾虛患者的“虛象”主要表現在進食后對食物的消化吸收和利用上，參閱當時的美國資料，決定采用檸檬酸紙片作為酸刺激給病人施加類似食物刺激的“負荷”，觀察其淀粉酶的變化，結果多數脾虛患者在酸刺激后唾液淀粉酶活性下降的現象得以顯露出來。這一階段成果使課題組備受鼓舞。 隨后，研究小組的人員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王建華教授擔負起小組的主要負責工作。在學院領導關懷下，課題組在附屬醫院和廣東省中醫院建立了脾胃病的專科門診及病房，同時也建立了內窺鏡室、生化實驗室、藥理實驗室，增添了相關設備。課題組繼續深入研究唾液淀粉酶活性的變化規律，并獲得類似結果，即脾虛病人酸刺激前酶活性高于正常人，而酸刺激后酶活性下降。 因此，課題組采用該酶的活性比值（酸刺激后酶活性/酸刺激前酶活性）來作為脾虛證的觀察指標。在1986年鄭州召開的全國虛證與老年病研究會議上，該指標與D-木糖排泄率被定為脾虛證診斷的參考指標。后來，衛生部頒發的《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也將此列為脾虛證治療藥物療效的評價指標之一。“脾虛證辨證論治的系列研究”獲2000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長期以來，課題組研究的中心是脾虛證，而有關脾胃實證的研究始終是薄弱環節。課題組注意到這種現象與臨床實際情況很不相稱，因此加強了對脾胃實證的研究工作。目前，脾胃所勞紹賢、周福生教授等正在向脾胃濕熱證研究進軍。（常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