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天，列別德夫在日記中寫道：“5個月的飛行，我們不再感覺到時間的流逝。現在確定時間更加困難。我開始計算天數。以前我從沒這么干過。我認為，我們的疲憊感之所以會與日俱增，是因為我們的工作興趣在不斷減弱。現在我甚至不愿意通過舷窗向外看。” 　　列別德夫表示，任務中心提出的問題讓他很惱火，甚至那些人只問“你感覺怎么樣”也會讓他感覺非常生氣。他開始跟空間站上的唯一一名伙伴鬧矛盾，有時這兩個人會彼此不說話。他的睡眠模式變得很混亂。 　　如果前往距離地球只有數百英里的太空飛行就如此難以讓人承受，宇航員又該如何前往火星等更遠的星球呢？因為在這些地方一旦事情變得超出人們的承受范圍，宇航員根本沒有選擇返回地球的自由。 　　現在心理學家希望在宇航員進行更遠距離的飛行前，努力找出控制上述問題的方法。美國宇航局心理學家馬克·舍帕尼克說：“你處在很大的壓力情況下，就會產生沮喪心理。你身處一個陌生環境，你擔心輻射問題，你處在失重狀態中。它們對你的身體不利，對健康不利，對你的免疫系統也不利。”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彼得·蘇迪菲爾德出席了14日的美國心理學會會議，他說：“遠征隊員前往火星的環境將跟現在始終與我們的“地球家園”保持聯系的相對比較舒服的太空(或極地、深海)環境有很大不同。地球距離火星非常遙遠，大部分時間宇航員都看不到地球的影子，甚至也沒有非常簡單快速的通訊方式。機組成員將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面對新的身心挑戰。” 　　哈佛大學醫學院的心理學家詹姆斯·卡特正在開發一種被稱作“虛擬空間站”的互動電腦程序。卡特的科研組在13名已經參與長期飛行任務的美國宇航員的幫助下，正在設計這個程序。一旦有了該程序，如果宇航員遭受抑郁或焦慮的折磨，抑或與機組成員發生沖突，她或他就可以借助電腦進行治療。 　　卡特和他的同事說，他們設計這個程序的目的是，如果宇航員陷入麻煩中，他們可以在沒有控制中心過問的情況下，通過該程序獲得幫助。宇航員都清楚醫學問題可導致他們丟掉工作，因為他們一般都不愿上報自己出現的情況。舍帕尼克說：“這跟心理急救是類似的。”他表示，航天軍醫現在都會嚴守宇航員的私人問題，只有這樣宇航員才敢向他們尋求幫助，不必擔心任何后果。 　　從積極方面來說，空間站上的宇航員已經在報告中說，他們進行長期飛行時，開始感覺空間站上的服務艙就像家一樣。他們用旗幟和照片裝飾墻壁，只要補給船到達，他們都會收到禮物。而且他們還能經常與家人進行私人視頻聯系。2007年，當宇航員丹·塔尼在飛行期間獲知他母親在車禍中不幸去世后，他照樣能完成那項任務。稍后他說，艱苦的工作和機組成員的支持是治愈傷痛的好辦法。 　　美國宇航局表示，甚至在“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失事后，空間站上的宇航員依然表現良好。因為缺少航天飛機給他們帶去充足的補給，搭乘俄羅斯的“聯盟”號飛船前往空間站的宇航員從3名減少到2名。但是航空軍醫表示，宇航員更加頻繁地與地面聯系，事實上這種情況已經讓任務控制中心變成額外的機組成員。 　　火星飛行期間，在上述所說的各種選擇中，可能有一些宇航員無法做到。這是因為火星與地球離得非常遠，無線電即使以光速傳播，從火星到達地球也需要幾分鐘，因此宇航員在火星上不可能與地球上的人進行反復對話。蘇迪菲爾德寫道，往返火星的飛行任務“將以空虛無聊的時間為特征，只是中間會進行一些非常艱辛且強度很大的工作；機組成員將被困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內進行兩次長途航行；熟悉的地球家園將漸漸離遠，通訊不斷變慢，有時甚至會中斷；到處充滿風險，想在發生緊急事件時獲得外援根本不可能。” 　　舍帕尼克同意蘇迪菲爾德的觀點，他也認為前往火星的飛行任務存在很大風險。“即使發生這種情況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但是一旦發生，后果將不堪設想。”然而他們表示，列別德夫開始討厭透過窗戶看地球的前幾天，醫生就已經了解了這種情況。舍帕尼克說：“最好的結果是你從沒聽說過任何嚴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