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型H1N1流感的爆發使流感大流行的預言向現實又走了一步。 　　盡管風暴的中心遠隔重洋，但中國防控體系已經嚴陣以待。應急預案啟動后，所有相關資源系統——檢疫、情報、疾控中心、病房、醫生還有錢，開始迅速在程序上運行。 　　“面對SARS，我們打的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攻堅戰，而現在我們在打一場有準備的防御戰。”北京佑安醫院院長助理金榮華告訴本刊記者。在這6年里，我國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應急體制與傳染病防控體系發生了質的變化。這種變化幾乎以一種重建的方式完成，并超越了衛生部門的局限，成為一套社會網絡與動員機制。 　　防御戰的速度 　　4月25日，國家質檢總局發布緊急公告，要求來自境外疫區人員，如有流感樣癥狀，入境時應主動向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口頭申報。 　　4月26日，美國與墨西哥宣布進入衛生緊急狀態。這一天，北京傳染病專科醫院——地壇醫院收治了第一位需要入院觀察的發燒患者，他被機場檢疫部門篩查發現，應急工作隨之展開。4天后，地壇醫院又接收了第二例需要觀察的發燒患者。 　　4月27日，衛生部開始對各醫療機構做了甲型H1N1流感救治能力的調查。 　　這一天下午，地壇醫院開始第一次全院培訓。“包括臨床表現、傳播方式、治療可能的原則、防護等級以及消毒程序等方面，我們同時也做出相應的工作安排。”院長毛羽接受本刊采訪時說。也就在這天晚上，世界衛生組織將流感警戒等級提升至第四級，意味著新病毒在人群之間傳播，足以使整個社區出現疫情。 　　4月28日上午10點30分，北京另一家傳染病專科醫院——佑安醫院召開了第一次領導小組工作會議，13點30分開了中層干部以上的動員會，下發了針對甲型H1N1流感的應急預案，領導小組、應急救治專家小組、應急救治小分隊，醫院感染控制組、信息網絡組、培訓演練組、后勤保障組、宣傳報道組、后勤保障組、安全保衛組等部門各就各位，并按照預案中設定的職責和工作制度展開工作。醫務部、護理部、院感染管理科和門急診部則組成了院級檢查督導組，對預檢篩查、救治單元以及物資儲備進行監察督導和完善。 　　這一天，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衛生部等部門關于流感疫情報告，研究部署我國加強預防控制工作。衛生部公布了關于加強人感染豬流感防控應對和應急準備工作的通知，并啟動防控流感大流行領導小組和專家組工作機制， 　　4月29日，北京市啟動“應對流感大流行準備計劃及應急預案”，在全市全部125家二級以上綜合醫院開展流感樣病例監測，對所有就診的流感樣病例進行甲型H1N1流感流行病學史調查。 　　這一天，佑安醫院轉運外科ICU(重癥監護)病人6位，特需病人28位，將住院樓第8層騰出，留出了ICU負壓病房6張床位，收治單元40張床位，同時準備了夠100人7天用量的抗病毒藥物。 　　騰出病房的同時，佑安醫院接收了一位曾經前往墨西哥的發熱觀察患者，他同時伴有輕微的肌痛癥狀。醫院按照衛生部診療指南對他開展救治，直到5月5日患者康復出院。 　　“五一”假期馬上就要開始，在輕松歡愉的氣氛中，醫務工作者卻備感壓力。4月30日下午，衛生部長陳竺通過新聞發布會向公眾告知，新亞型病毒人群普遍易感，已引起跨國、跨洲傳播，隱性傳染比例相當高，因此不能排除疫情傳入我國的可能。 　　與此同時，北京市衛生局召開了各醫院的院長緊急會議，就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工作進行節前的最后部署。會議結束已是傍晚19點多，毛羽隨即趕回地壇醫院，20點10分召開全院干部會議。 　　“我們布置了10項工作，明確了病情上報程序、病房收治區域、第一組工作人員名單。對藥物、防護服的儲備、安全保衛、信息報送各個方面都做了細致而明確的安排。”毛羽說。節日前夜，很多科室的員工都沒有回家，連夜對設備進行最后的檢查和調試。后勤部門對全院的水電熱系統全面檢查，醫院感染控制科對病區消毒工作、防護物品做最后的準備。 　　在佑安醫院，獨立的檢驗檢測系統已經啟動。所有進入醫學觀察的患者，其標本都是在指定的P2+實驗室進行檢測。 　　也是這一天，世界衛生組織將流感大流行的警告級別提升到5級，意味著已經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聚集性病例，病毒能更好地適應在人類中生存，但不具備完全的傳播性。如果疫情繼續惡化，則達到流感大流行的最高警戒級別——病毒在人群中持續開速傳播。 　　中國的衛生、防疫部門已經嚴陣以待，隨時靜候流感疫情的風吹草動。 　　衛生部委托中華醫學會研究擬定《人感染豬流感診療方案(2009版)》下發到各醫療機構。靈敏的快速診斷方法也已經完成研制，開始裝備全國各疾病控制中心(CDC)的網絡實驗室系統。 　　一線醫院的培訓工作正在加緊進行。“除了全院培訓外，我們還進行分級分層培訓，共分為4個層次。”金榮華對本刊記者說，“醫生培訓的重點是救治，護士主要培訓觀察和防護。對重點部門——預檢篩查部和收治單元的醫生和護士還要進行單獨的培訓。” 　　4月30日晚，香港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確診，這名25歲的墨西哥人乘坐東航航班經上海中轉抵達香港。中國衛生部立即開始尋找同機的166名乘客，在18個省區市進行隔離和醫學觀察。 　　5月1日晚23時，地壇醫院接到電話，在北京的15名旅客已經找到，將陸續送至地壇醫院。入院收治工作持續了3小時，直到5月2日凌晨基本完成。15名同機者開始為期7天的醫學觀察。 　　5月5日，總理溫家寶再次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前一階段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匯報，研究部署進一步防控措施。為保障防控，中央財政安排50億元專項資金。 　　毛羽向本刊記者介紹，從4月底至今地壇醫院共收治了幾十例篩查后進行觀察的發燒患者，年齡最小的只有11個月，最大61歲，來自七八個國家。醫生對每名患者定時查體溫，詢問身體感覺，對于肺部、咽部進行檢查，少數病人做了CT的檢查。全部發燒患者都在不同的實驗室做了兩次甲型H1N1流感的基因檢測。 　　在地壇醫院，目前還有23名發燒患者處于觀察中，除了兩三人，其他人的體溫都已恢復正常，一些病人近期就可以解除觀察。他們的基因檢測結果都為陰性。 　　“面對SARS，我們打的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攻堅戰，而現在我們在打一場有準備的防御戰。”金榮華告訴本刊記者。 　　防控升級 　　2003年SARS之災仿佛還在昨日，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沖擊。這直接推動了我國傳染病防控體系的加強與重建。 　　“以前有一種普遍的觀點，社會經濟高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傳染病的危害將不再重要，而慢性疾病則會是對健康最重要的威脅。”毛羽對本刊記者說，“2003年的SARS帶來一個重要的啟示，就是無論社會經濟如何發展，傳染病的威脅始終存在，不能一刻放松。同時，政府也認識到公共衛生事件不僅是個體的醫療工作，更是社會的穩定工作。所以公共衛生事件如果處理不好的話，會帶來社會動蕩。” 　　最為明顯的是，政府對于傳染病醫院建設的投入空前提高。2003年本刊記者采訪SARS疫情時發現，北京兩家傳染病專科醫院——佑安醫院與地壇醫院，呼吸科病房總共只有100間左右，而且設備比較落后，病房不具備負壓條件，一旦疫情發生，病人大規模涌入，醫院不堪重負。 　　而在這6年中，兩家醫院都進行了改建和新建，醫療條件不可同日而語。 　　本刊記者對毛羽的采訪是在地壇醫院位于機場高速附近的新址，這里去年9月28日剛剛啟用。地壇醫院建立于1946年，原名為北京市第一傳染病醫院，老院址位于市中心地壇公園北側，空間狹小，基礎條件較差。“SARS期間，我們甚至談不上有專門的呼吸病房和消化病房，因為所有的房間都依靠自然通風，收什么病人都可以，只是為呼吸科病人設置的是42張病床。”毛羽說。 　　新醫院的遷建由政府投資10億元，歷時3年完成。醫院病房樓建筑結構呈工字形設計，中間的一“豎”將整座大樓分為甲座、乙座、丙座、丁座4個部分。一旦有烈性傳染病收治任務，每座均可自成一體。無論哪座，都按清潔、污染、半污染劃分區域，設置有患者走向的污染通道、醫護流動的清潔通道，以及交叉部分的半污染通道。運送清潔物品和污物的電梯都有自己的專用，避免交叉感染。 　　“在設計的時候，要考慮到呼吸道傳染病房和消化道傳染病房分開建立，同時是也要考慮到應急狀態能夠擴張規模，做到‘平戰結合’。”毛羽說，“我們接受了SARS時期的教訓，病房變小，房間加多。” 　　醫院定編600張床位，應急時可擴張到800張，其中呼吸道病床298張，分布在179個呼吸道病房中。1人間占40%，兩人間占到50%，三人間占到10%，改變了以前4人間為主的格局，避免交叉感染。每間呼吸道病房都帶有負壓裝置，內部氣壓略小于外部，空氣單向流動，經過消毒后才能排放出去。每間病房都配有單獨的衛生間，每個床位都有獨立的電視，單人間還配有冰箱。在住院樓的一層，本刊記者還看到了視頻探視室，家屬可以通過視頻畫面與被隔離的病人聊天。“雖然病人處于隔離狀態，但我們并不希望他們與外界隔絕。”毛羽說。 　　佑安醫院雖然沒有搬遷新址，但是新建了一座8層現代化的呼吸道住院樓，以及一座5層門診大樓，平時床位達到750張。“以前我們醫院的固定資產投入有限，但這幾年已經翻了一兩番了。”金榮華告訴本刊記者。 　　除了硬件設施迅速提升外，政府對于傳染病研究的科研經費投入也進一步加大。2003年后，衛生部啟動了“十一五”重大專項傳染病研究，對影響我國人民健康的重大傳染病開展全面研究。這一年佑安醫院承擔北京市肝炎診斷的一體化研究，課題費為1500萬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從市科委獲得最大一筆研究經費。本刊記者采訪中了解到，兩家市級傳染病醫院目前所申請到的傳染病研究費用都達到了近億元。 　　作為2003年SARS重災區，北京市衛生局還進一步加強了綜合性醫院感染疾病科的建立，擴大傳染病的檢測網絡。目前，全市67家綜合醫院都建立了感染疾病科，形成一道嚴密的基層防控系統，在綜合醫院的感染疾病科就可以對發燒和可疑的病人進行日常篩查。同時，市衛生局要求每一名醫生都要掌握基本常見傳染病的診斷和治療技能，作為職務晉升的硬指標。 　　“另一方面，疾病控制中心的建設加強了檢測能力和疫情上報能力，現在檢測過程已經比較快了，最新的信息能夠及時跟蹤。我們的疫情報告以前是手工填卡，人工傳遞信息，現在則在網上直報。政府對于疫情的變化能夠最短時間掌握。”毛羽說。 　應急體系的國家戰略 　　金榮華的辦公室是由一間病房改建而成，一旦疫情緊急，即可征用為病房。 　　“SARS后，我們國家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應急體系得到了有效的建設，這使得我們防控甲型H1N1疫情的工作比較有效，在某一些方面甚至比較超前。”金榮華告訴本刊記者。 　　從某種意義上，SRAS成為建立我國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應急體系的起點，我國應對突發疫情的能力逐漸加強。 　　2003年5月，疫情還未結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即已頒布。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的衛生應急法規。國務院以立法的形式建立了衛生應急機制，是中國公共衛生管理的一項重大創新舉措。 　　2004年，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頒布實施，修訂后的法律對現行傳染病疫情報告和公布制度做了完善，新設立了傳染病疫情信息通報制度，如果隱瞞、謊報、緩報疫情都將受懲處。2007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頒布實施，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工作有了法律依據，而衛生應急工作則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3項法律法規構成了衛生應急體系的制度框架。 　　在機構建設上，截至2008年全國已有28個省級衛生行政部門、69個地(市)成立了獨立建制的衛生應急辦公室。2006年，衛生部成立了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專家咨詢委員會，成立了32支國家衛生應急專業隊伍。 　　為了解決多部門的協調問題，提高社會動員能力，衛生部牽頭，與中央、國家所屬31個有關部門建立了應急協調機制。同時，針對重大疾病加強了重點地區的聯防、聯控工作。例如，根據鼠疫疫源地性質和行政區的劃分，分別建立了北方7省(區、市)、南方13省、西北5省和東北4省鼠疫聯防機制。內地與港、澳地區聯合簽署了《關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的合作協議》，確定三方合作范圍，包括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傳染疫情的信息通報，應急處置的協調聯動，衛生應急的技術、培訓及科研合作。（www.52zul.com） 　　在檢測預警機制方面，2004年1月，全國就啟動了以傳染病個案報告為基礎的傳染病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信息報告管理系統。中華預防醫學會的材料顯示，到2006年底，全國已有70.3%的鄉鎮衛生院、93.5%的縣級以上醫療衛生機構、100%的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實現了傳染病及突發衛生公共事件的網絡直報。 　　疫情上報是基層醫院的重要工作。地壇醫院院內感染管理科主任陳寶敏告訴記者，目前醫院每天要分3次向市疾控中心上報疫情和病情，時間分別是8點、12點和16點。 　　2003年SARS后，衛生部應急預案體系建設按照國務院預感編制指南的要求全面展開，到2008年，已初步形成了由兩個專項預案、7個部門預案、22個單項預案及若干地方預案組成的衛生應急預案體系。 　　這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2005年頒布的《衛生部應對流感大流行準備計劃與應急預案(試行)》。在這項預案中，衛生部將針對流感大流行的應急反應級別分為5級，對每一級的判定標準和相關工作都做詳細的說明。“這項預案最大的價值在于，將防控的注意力從當下的威脅轉移到了未來的威脅，未雨綢繆地開始進行準備。”清華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彭宗超告訴本刊記者。 　　事實上，中國推出這項預案的時間比美國還要早，這在某種程度上源于我國受禽流感威脅更早也更嚴峻。而在美國，總統布什在2005年11月才簽署了17頁的“針對大流感的國家戰略”。 　　“預案”對于衛生部的應急組織指揮體系和職責都做了專門規定，進而對準備工作做了具體的規劃，包括檢測、疫苗、抗病毒藥物、救治、人員、技術、經費等方面，同時對分級響應、結束與督導等也做了具體規定。 　　“在細節上，中國衛生部的規定相比于美國的大流行病計劃的應急預案更為詳細具體。”彭宗超曾經詳細比較研究了中美兩份預案，他認為美國預案的長處在于將此預案提高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不僅資源調動能力更加強大，尤其明確提出了資金支持——2006年上半年已經批準了70多億美元聯邦專項經費用于準備戰略的實施。 　　中國預案的弱項則在于缺乏對宏觀的通盤考慮。“這畢竟只是一項由衛生行政部門制定的預案，而非國家戰略。”彭宗超認為，中國衛生部的戰略僅限于部門內部，其中具體的公共溝通、公民宣教、財政經費雖然也有所提及，但缺乏國家戰略層面專門而明確的政策支持、財政保障，以及各方參與的“全民防御”戰略理念的支持。“應該盡快將對流感大流行的防控預案提高到國家戰略層面。”彭宗超說。 　　永恒的戰爭 　　在流行病學家們看來，流感病毒本質就是一種生物界的變色龍，在千百年間生生不息，靠的就是頑強信守一條格言：不適應就會滅亡。這種世代進行的遺傳變化過程，也同樣是自然界生存競爭的一部分。病毒與人類一樣在不斷進化，全球流感大流行其實是流感的一個特征。甲型H1N1病毒的出現同樣如此。 　　“流感病毒是一種非常聰明的病毒。”5月8日，中國疾控中心科技處處長董小平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說。它的變異完全沒有規律可循。中國科學院病原微生物與免疫學重點實驗室的劉翟博士告訴本刊記者，流感病毒單鏈的RNA結構使它自己沒有糾錯能力，每一代都可能產生萬分之幾的細微差別，僅從其中HA的片段看，就有四五百個蛋白，每個又有19種可能的變化，如果加上位置的缺失和增加，重排的后果幾乎是接近無限，“就像一臺每次錯字率在萬分之一的復印機，不知什么時候就會產生一篇完整的文章”。從RNA級別看來，不同種的病毒如果入侵同一個細胞，里邊RNA片段的互換也不可預計，他形容就像“一個車間拉來兩車不同的人，隨機重組后開出去，誰也無法預測結果”。 　　自20世紀以來，有明確記載并有病原學依據的世界流感大流行一共有4次。發生于1918年～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由H1N1亞型流感病毒引起，這是目前所知最大的一次流感大流行，估計有2500萬～4000萬人死亡。發生于1957年的亞洲流感，此次流感由H2N2亞型流感病毒引起，導致了數百萬人的死亡，H2N2病毒是由當時流行的H1N1病毒與禽流感病毒H2N2病毒重配而來。1968年的香港流感是由H3N2病毒引起，該病毒由禽流感病毒和當時流行的人流感病毒重配。1977年H1N1亞型流感病毒在20年后重新出現，這次流感規模遠遠小于前幾次，其病毒就是1957年之前在人群中流行的H1N1病毒，但這種病毒如何在自然界存在然后又重新出現的機理尚不清楚，但很難設想一種病毒在一種宿主中存在20年而沒有任何變化。 　　“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后，人們不斷思索流感大流行的問題，在任何一本傳染病教科書總論的第一講就會講到。為什么這一次WHO將流感級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無非是要提醒人們，確實會存在流感大流行的情況。”金榮華告訴本刊記者，“人類一直、并將繼續面對病毒的威脅。” 　　而此次興風作浪的甲型H1N1病毒則是多次出現的H1N1病毒的新亞型，結合了豬流感、人流感和禽流感3部分基因片段，因此形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傳播性。目前比較廣泛的懷疑認為，流感病毒在混合器——豬的體內進行了重配，形成了此次新的毒株。 　　按照流行病學的普遍共識，發生全球流感大流行應具備4個條件：首先是病毒變異產生新的亞型，或者流行過的病毒亞型對人類的威脅重新存在；其次人類普遍易感；第三，疾病能夠在人群中快速傳播；最后，疾病對人類有強大的殺傷力，造成了大量死亡。如果對比上述4個條件，此次甲型H1N1流感病毒已經能夠在人與人之間傳播，但是毒性和傳播性并不強。 　　在董小平看來，此次甲型H1N1流感疫情發展條件各有利弊。不利條件在于，全球一體化、交通工具的發展導致染病的傳播速度提高，與幾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有利的條件是，這次流感的傳播力并不是很強。從美國統計的發病率圖表來看，3月份到目前為止，發病的高峰已經下行，真正的高峰在4月25日到27日之間，從死亡率看，除墨西哥之外的國家都非常低。 　　而更重要的是，“在幾次大流行的時代，全球公共衛生還沒有實現各國聯動。現在我們的防控體系相對完善，所以應該不會出現1918年那樣噩夢般的大流行。但有仍可能出現一個流感高峰，畢竟新物種產生后，不會輕易退出。我們疾控中心就要實行長期監測。尤其要關注今年秋季，這種新病毒是否會形成優勢種群”。董小平最后告訴本刊記者。 甲型H1N1病毒尋蹤 　　這次流感病毒的爆發，似乎喚醒了人們對1918年、1957年和1968年3次流感大流行的回憶，而追尋這種新病毒的來源和特性，將成為人類與流感戰爭中打開勝利之門的鑰匙。 　　記者◎陳超 　　變異 　　4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將此次新型流感病毒的名字改為“A/H1N1”，我國衛生部改稱甲型H1N1病毒。 　　“這個新的名稱有可能造成誤解。”衛生部流感防治專家組組長、原國家流感中心主任郭元吉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中，告訴本刊記者：“A/H1N1”病毒早在1977年“俄羅斯流感”中就已經發現并且命名，歷年來，在很多國家都不斷發生散發病例，在科學界對這個名稱并不陌生。而這次新型流感病毒的毒株與傳統的豬流感病毒和H1N1病毒都有區別，“按照一般的流感命名習慣，這種全新的毒株流行應該命名為‘北美流感’”。“北美流感”的命名也得到了我國很多流感專家的認同。 　　這種名稱上的變化也反映出人們對這種新流感病毒認識的逐漸深入，根據目前公布的病毒基因測序，與傳統的豬流感病毒(古典系豬流感病毒H1N1)有著約96%的相似度，這也成為當初命名為豬流感的主要原因。“但96%在流感病毒中已經是很大的差異。”郭元吉告訴本刊記者。根據人們的研究，1930年首次在豬身上發現的流感病毒被命名為古典系豬流感病毒。根據一些推測，1918年造成2000萬人死亡的大流感就是這種病毒的“杰作”。這種豬流感病毒感染人類的事件之后也經常發生，但是基本上僅處于散發狀態。在我國，僅在1991年發現過一次古典系豬流感病毒感染人的病例，不過等郭元吉找到那名被感染的女孩時，女孩已經恢復了健康，體內已經不能分離出毒株，僅從她身上的抗體推測出她曾感染過古典系豬流感病毒。 　　由此似乎排除了古典系豬流感(H1N1)病毒作怪的可能，基因測序或許能找到部分答案。通常流感病毒共有8個RNA片段，根據這次基因測序的結果來看，其中只有PB1片段屬于人流感病毒，PB2和PA片段來自于禽流感病毒，其余5個片段都來自于豬流感病毒。一個混合體的變異毒株，突破了人和動物的傳播界限，開始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溯源 　　變異對于流感病毒來說并不是新鮮事。“兩種不同的流感病毒如果進入同一個細胞，就像兩輛車開進同一個修車房，對應的RNA片段就像發動機、輪胎、方向盤等部件，都可能隨機互換，誰也無法預料開出修車房的車子是什么樣子。”中國科學院病原微生物與免疫學重點實驗室的劉翟博士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用了這樣一個比喻。根據最新的研究結果，1918年的流感就可能是由于古典系豬流感病毒中出現禽流感病毒中的某個片段。而另外兩次流感大流行，又是由不同的人流感病毒與鴨流感病毒結合產生的新毒株導致的。 　　“在1998年，美國分離出一種新的豬流感病毒，也是第一次發現人、禽、豬3種病毒的結合體。”郭元吉說，此前僅發現3類病毒兩兩混合，而這次發現的混合病毒與目前流行的新毒株有著驚人的相似。圣朱迪兒童醫學研究院的理查德·威比博士認為，這種病毒就是新病毒的“母親”。這種病毒1998到1999年間曾在美國的豬群中傳播，從北卡羅來納州開始，一直到艾奧瓦、得克薩斯等23個州，約有1/4的豬感染，但只有不到4%的豬死亡，但是這種病毒并沒有突破動物與人的界限，只有少量接觸病豬頻繁的人員有輕微的癥狀，并沒有引起死亡和傳播。直到它遭遇歐亞系的豬流感病毒。 　　在郭元吉給記者出示的一張基因表上顯示，1998年美國分離出的這種結合體中與這次的甲型H1N1新病毒相比，相同位置的RNA片段來源相同，唯一不同的是NA和M兩個片段來自于不同的豬流感病毒譜系——1998年的病毒中這兩個片段來自于古典系，而這次新型病毒的片段來自于歐亞系的豬流感病毒。 　　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動物流行病學監測室主任陳繼明在世界上首次繪制了流感病毒HA和NA基因的全景譜系，“流感病毒在不斷的變異過程中，很多片段已經很難清楚地追溯最初的來源，就像一個多次混血的人種，肯定含有很多人種的基因，但如果要進行分類還是應該根據他目前的國籍”。根據陳繼明繪制的全景圖，可以發現這種新病毒的“父親”就是類禽流感的歐亞系豬流感病毒。 　　按照這樣的線索推測，豬的身體可能是形成這次變異的混合器。中國疾控中心病毒所所長李德新在接受采訪時告訴本刊記者：“這種混合的發生很可能是在豬的體內有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病毒，發生基因重配，也可能經過多次，產生這樣的結果。”郭元吉也認為豬作為混合器的可能最大，“因為豬的呼吸道上皮細胞中，同時含有豬流感、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的受體，也就意味著，豬可以感染人、禽和豬的流感病毒。豬與人、家禽的接觸機會很大，歷史上許多次基因重配產生的毒株都是從豬體內分離出來的”。 　　5月2日，加拿大首次發現豬群感染甲型H1N1新型病毒，而且是由人傳播給豬，那就說明了豬也可以感染，從反向也證明了這種病毒有可能是豬傳播給人。“目前沒有直接的證據，但根據推測，這種可能性很大。所幸的是，在我國的豬群中沒有檢測出這種新型病毒，現在我國更是加強了生豬、豬肉進出口的監控，可以說我國的豬群還是安全的。”郭光吉告訴本刊記者。（www.52zul.com） 　　然而，最初的宿主仍然撲朔迷離。“找到最初發生變異的宿主對于防治流行具有重要意義。”劉翟告訴本刊記者。最理想的狀況是，找到最初的宿主，就可以從根本上了解這種新病毒產生的因素和機制，便可以從源頭切斷變異。例如知道歐亞系病毒如何與北美原有的病毒發生基因重配，就有機會直接中斷這種變異。而且如果找到最初的宿主，也可以迅速推動抗病毒藥物和疫苗的研制。遺憾的是，由于豬群對流感病毒多是隱性感染，很少發病，找到最初源頭的可能微乎其微。 　　“美國最有可能就是這種病毒的發源地。”郭元吉說。從歷史上看，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發的源頭就在美國，而且北美是豬的種群源頭，古典系豬流感病毒就在這里發現，而且古典系病毒的“人—豬”傳播在美國發生得最多，加上1998年第一次三種RNA片段的結合體也是從美國分離出來的，這次流感的發源地位于美國與墨西哥的交界處，因此，美國可能是這次流感病毒的發源地。 　　威脅 　　在中國疾控中心的病毒研究所3樓，從中央控制室經過緩沖區，再到20帕負壓的半污染區，再經過負壓30帕的緩沖區，才能進入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這里的負壓達到40帕。中國疾控中心國際合作處強正富處長在接受采訪中告訴本刊記者，“我們已經同美國疾控中心協調，運3株新型病毒的毒株到中國，以供我們研究。這批病毒應該正在路上。香港特區也同意提供毒株樣本讓我們開始研究”。而實驗室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一旦病毒毒株到達中國，就將進入該實驗室。 　　面對一種新的流感病毒，人群內還不能出現針對性的抗體，也沒有疫苗，只有兩種抗病毒的藥物對抑制病毒有效。截至記者發稿時(5月11日7：00)，全球近4000例感染病例中，墨西哥死亡48人，美國死亡3人，加拿大和哥斯達黎加各死亡1人，其他地區還沒有出現死亡病例。 　　“與禽流感病毒相比，這種新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人體。”劉翟告訴本刊記者。研究發現，今年初出現的禽流感病例雖然致死率較高，但是病毒感染人體需要進入肺部內部的肺泡細胞，這樣遙遠的路徑顯然極大阻礙了人與人之間的傳播，而且可能禽流感只針對個別易感性個體，因此目前禽流感在人之間廣泛傳播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這次的新型病毒不僅突破了人和豬的界限，在人群中也開始傳播，就是因為它可以進入人的上呼吸道表面細胞，人與人之間的傳播更容易。而與SARS相比，控制這種新流感病毒似乎更加困難。“SARS要等到發病之后才具有傳染性，而流感病毒在發病前一天就開始排毒，可能造成其他人的感染。”郭元吉說。 　　不過，這種新型流感病毒也有自身的弱點。“從目前的基因片段看，只有一個片段來自于人，從特征上看與人體細胞的貼合程度可能不是特別高。”郭元吉說，“而且，按照一般規律，重配的基因畢竟不是‘原裝’的，每次重配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陷，所以每次片段的替換都可能造成毒性降低。”這就意味著這次新型病毒的毒性和傳播性很可能不如前幾次大流行流感病毒。5月8日上午，中國疾控中心科技處處長董小平告訴本刊記者：“從美國目前的統計數據來看，真正的發病高峰在4月25日到27日之間。”而最近幾天美國新增病例突然增加，很大一部分應該是從疑似病例確診轉為新增病例。而除美國、墨西哥、加拿大3個國家，還沒有發現大量的第三代傳染。 　　“按照一般流感的流行規律，春季是高發期，但是隨著氣溫升高，濕度變化，陽光紫外線增強，病毒在空氣中懸浮和存活的時間縮短不少，這就意味著傳染性的降低。”劉翟說。尤其在北半球四季分明的地區，流感的季節性表現更加明顯，因此隨著氣溫上升，新型流感的流行可能會受到抑制。 　　“這次流感過程中，很多去世的患者屬于中青年。通常認為，流感病毒的易感人群是老年人和兒童，這次流感比較特殊。”解放軍302醫院傳染控制科主任莊英杰在接受采訪時告訴本刊記者。初步推測，中青年的人群活動范圍更廣，造成感染概率增加，同時，這個年齡段的人群對于新病毒可能造成免疫過激，結果形成高燒、肺炎等并發癥。 　　“動物源的變異流感病毒出現和流感的國際化是目前的兩大難題。”劉翟說，沒人能預測流感病毒變異的結果，而且隨著交通工具的發展，人群流動性也大大增加，這些都給流感的防控造成很大困難。按照以往大流行的經驗，很可能在秋季出現第二波。“目前南半球馬上就要進入秋季，我們就要密切關注南半球的疫情，由此為秋季疫情的防控提供經驗。”郭元吉說，“這種新的病毒是否可能在秋季形成優勢種群，一切都需要嚴密監測。” 甲型H1N1流感：又一場“壓力測試” 　　目前，各路媒體都在重述世界銀行在2008年發表的一份報告的預言——如果全球范圍內爆發一次流感疫情，整個世界將為此“埋單”3萬億美元。事實卻并非如此。 　　主筆◎邢海洋 　　5月7日，美國政府公布了銀行業壓力測試結果。而所謂的壓力測試，現實中何嘗不是一個接一個，遠的不說，兩年中即有石油、大米、房貸和信貸等多種危機，有些危機，經濟航船安然駛過，有些則致航船暫時擱淺。 　　甲型H1N1流感無疑又是一次壓力測試。在疫情剛爆發、信息混沌的4月底，各路媒體都在重述著世界銀行在2008年發表的一份報告的預言——如果全球范圍內爆發一次流感疫情，整個世界將為此“埋單”3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GDP之和近5%的財富灰飛煙滅。從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到1968年的香港型流感，世界性的流感爆發似乎有著40年一輪回到趨勢，雖則人類防疫水平、組織能力非昔日可比，人員的流動性卻也呈正比。如果毒性強大的病毒來襲，后果難料。 　　在甲型流感最先出現的墨西哥，這一讖語正成為現實。疫情爆發后，厄瓜多爾、秘魯、智利、古巴和阿根廷隨即宣布暫時取消與墨西哥之間的航班，歐洲和加拿大等的旅行社紛紛取消赴墨旅行團并取消了預定航班，幾大豪華游輪公司也宣布取消在墨西哥64個港口的停泊計劃，造成13.4萬游客流失，經濟損失估計超過1000萬美元。盡管世界衛生組織未建議對墨西哥實行旅游和通航限制，但墨西哥各大航空公司航班空座率明顯上升。 　　旅游業是墨西哥第三大外匯收入來源，去年收入132億美元。流感來襲，游客銳減，5月1日至10日間，墨西哥全國主要旅游勝地賓館客房入住率預計僅在50%左右，重災區的墨西哥城賓館入住率更低至15%。 　　4月26日政府在墨西哥城——這個世界最大的城市下達“封城”令，幾乎所有的政府辦公室都關門，商店、工廠停業，墨西哥城瞬間變為空城。墨西哥城擁有3.5萬家各色餐館，政府要求所有餐館不得在店內接待顧客，只允許提供外送服務，且晚18時前必須停業。據估計，墨西哥城所有餐館總待客量下降了五成，營業額下降70%，每天經濟損失1500萬美元。墨西哥城商會的統計數據顯示，禁令使墨西哥城每天的損失高達5700萬美元，相當于當地經濟總量的1/3。 　　墨西哥財政部長的估算是，肆虐的甲型H1N1給墨西哥造成了23億美元的損失，占國內生產總值的0.3%。這還只是流感爆發以來十余天內的損失。按照穆迪公司的預測，如果出現最極端情況，墨政府在全國范圍內停止主要經濟活動兩個月，墨今年的經濟總量將萎縮7%到8%。自然這是在全球經濟危機時期“雪上加霜”的結果，如果沒有發生疫情，墨西哥經濟2009年將出現4.5%的負增長，而流感疫情將給墨西哥造成額外損失。綜合考慮，墨西哥經濟今年會出現最多5.5%的負增長。 　　如果甲型流感只限制在墨西哥的范圍內，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仍有限，畢竟墨西哥的經濟總量排在全球十大經濟體之外。但墨西哥的地理位置獨特，與美國陸地邊界長達3300公里，兩國人員來往極其頻繁，2008年就有大約590萬美國公民飛往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傳播到美國，在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發生同樣的混亂，進而再影響到世界，這才是投資者最為擔憂的結果，屆時，全球的經濟活動就可能在信貸危機之后再次冷卻。幸運的是，美國感染人數雖已經超過了墨西哥，流感病毒有加速傳播的勢頭，但甲型H1N1型流感所造成的死亡率不像在初期那樣嚴重，而是稍高或接近于普通流感的水平。實際上，僅美國一國，每年死于季節性流感的病人就有3萬人。這也就意味著，在病毒沒有變異得更為致命的前提下，這次流感對公眾的心理影響與一次普通的流感差不多，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也不會太大。資本市場上，對甲型流感的恐懼這才算解除。 　　當時，美國公眾對甲型流感的憂慮更多地表現在資本市場上。因為擔心消費者會削減其在旅行、飯店用餐及前往購物中心購物的開支，投資者開始拋售航空公司、旅館、豪華游輪及食品公司的股票，三角洲航空公司股票下跌了14.3%。 　　爆發流感的墨西哥是僅次于日本的美國豬肉第二大銷售市場，豬肉供應商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和泰森食品公司的股票遭到重挫，一天內，史密斯菲爾德食品股票下跌了12.4%，泰森食品股票下跌8.87%。芝加哥商業交易所6月份交割的瘦肉豬期貨價格下跌了4.2%。豬肉不算，豬飼料也遭遇池魚之殃，大豆期貨價格出現了兩個月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玉米和小麥期貨價格也大幅下滑。 　　經歷了信貸危機的打擊，全球經濟復蘇的腳步剛剛開始，公眾信心逐步恢復。事實也證明，甲型H1N1流感不過是各種“壓力測試”中的一種，如果戰勝了恐慌情緒，它所帶來的打擊就是暫時的。 　　現代社會信息及時公布與快速傳播，對整個社會了解事件真相提供了多種便利的渠道，也為個人、政府如何來控制疫情蔓延創造了條件與時間。比如，政府能夠及時采取遏制疫情的措施，在各國海關等進出口岸把疑似病人隔離；政府可以在短時間內把遏制疫情的物資及時調動到所需要的地方以及對他國援助；而且還可加快對相應防疫疫苗的研制，以便控制疫情造成的損害程度及疫情擴散。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旅游成本的低廉和大規模的流動也容易造成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快速蔓延；信息快速傳播也容易把疫情信息無限地放大，容易造成社會的恐慌心理而導致全球市場的過激反應等。可以說，如果不是在信息社會，發生在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對亞洲影響其實是微乎其微的。 　　當然，無論是世界衛生組織還是各國政府，對甲型H1N1流感十分重視，并針對可能使得嚴重疫情爆發的諸多方面，發布了相關警告，包括旅行、人際接觸，并采取各種相應的措施等。可以說，各國政府的這些政策和行為是明智的，這樣既可能加強國民對甲型H1N1流感可能蔓延的認識與警惕，也能夠降低疫情的發生概率。 　　比如說，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對進出海關的人員采取嚴格的各種措施進行全面監控；對甲型H1N1流感可能蔓延做出全面安排與準備，希望能延遲出現甲型H1N1流感的時間；開展全城清潔大行動等。可以說，這些安排與措施看上去是草木皆兵，但對香港居民來說，卻是一場全民的清潔衛生大教育運動，有益無害，只不過增加了一些社會運行的成本。 　　從上述情況可以分析，一是甲型H1N1流感的影響是區域性的，它不可能在短期內在全球迅速蔓延；二是在信息高度發達的時代，由于相關的信息公開與透明，信息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傳播，這就給各國政府遏制這種甲型H1N1流感全球蔓延創造了條件、提供了更大空間；三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也給災害救助的一體化創造了條件，全球各種各樣的救助資源能夠短時間內運送到災區，這不僅能幫助居民重建生活、重建經濟，也是遏制甲型H1N1流感向全球蔓延的重要方面；四是就現代的科技醫療水平來說，人類在集體共同努力下很快就能研制出相應的防疫產品等。 　　可以說，甲型H1N1流感可以對全球的航空、旅游等產業在短期內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同時對醫藥等行業又會起到正面作用。因此，甲型H1N1流感既是區域性的也是個別性的，這場甲型H1N1流感大爆發可能性不大，因此，對全球經濟復蘇的影響不會太大。 　　特別是對我國來說，由于有2003年應對SARS的經驗，即使甲型H1N1流感傳入，政府完全有足夠的防御能力，不必過度擔心。當然，政府要密切關注甲型H1N1流感變化之動態，采取嚴格遏制流入措施，也不必草木皆兵。甲型H1N1流感對中國經濟復蘇的影響會更小，市場特別是股市不需要過度反應。而后者的出現，則反而會對中國經濟復蘇會造成不利的影響。(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