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醫改方案提出：積極促進非公立醫療衛生機構發展，形成投資主體多元化、投資方式多樣化的辦醫體制。適度降低公立醫療機構比重，形成公立醫院與非公立醫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格局。根據預測，受此重大利好影響，民營醫院即將迎來數量迅速增加、規模迅速擴大的第二個“黃金時段”。令分析家始料不及的是，一些地方反而出現了政府“回購”、民營醫院“變性”的現象，許多當初賣掉的公立醫院，紛紛謀求重歸政府懷抱。

　　民營醫院出現于上世紀80年代，多由私人診所發展壯大或民間資本參與公立醫院改制而來。到21世紀初我國內地正式開放醫療市場，民營醫院大量涌現，迎來了第一個“黃金期”。當初投資辦民營醫院被視為商機無限的“朝陽”產業，即使經歷了重重的陣痛與迷惘，整體經營狀況不容樂觀，現成的醫院仍是不易輕得的稀缺資源。為什么一度咬牙堅持的民間資本，會在春天到來的“前夜”忍痛割肉，放棄苦心經營的基業呢？

　　市場開放之初，投資民營醫院往往能夠得到地方政府“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最早吃螃蟹的投資者的確也有不少淘到了第一桶金。政府的優惠政策和盈利的示范效應，使大量民間資本踴躍入場。一旦項目“落地”，投資者很快發現不僅當初的承諾無法兌現到位，甚至因為“公私有別”受到了種種針對性限制，比如政策扶持不夠、人才設備引進受限、稅收負擔不平等、監管尺度不一致等。事實上，民營醫院發展的第一次“波峰”離不開兩個特殊的環境背景——基層政府全民“招商引資”的政治熱情和一些地方“市場化”大旗下的“賣醫院”風潮。當時有許多地方政府的各個部門均承擔招商引資任務，完不成指標，部門主要負責人就會受到問責。對本不涉足經濟領域的衛生行政部門來說，最大的引資來源就是民營醫院投資人，于是準入門檻一降再降甚至敞開閘門放水養魚。而“賣醫院”在一些地方成為醫療改革標志的時候，基層政府既能甩包袱又能趕潮流，自然樂于“賣光”、“送光”。所以當時的繁榮景象是帶有水分的，只能“風光一時”，比如備受關注的民營醫院總資產問題，里面既有實實在在的資金，又有進進出出的賬面游戲，還有以新舊程度不一、質量良莠不齊的儀器設備充抵的部分，甚至未曾兌現的“空頭支票”。但民營醫院愿意用總資產標榜雄厚實力，地方政府樂意用總資產體現引資成果，衛生行政部門也可以用總資產展示改革政績，心照不宣地共同放大了民營醫院發展的第一次“波峰”。

　　禁不住誘惑的短期投機者大量入場后，才意識到生存環境的嚴峻——為避開公立醫院的傳統優勢領域，小規模的民營醫院不約而同地選擇“小專科”模式，集中發展“疑難雜癥”、男女專科、性傳播疾病等“下三路”業務。由于醫療人才方面先天不足、后天受限，為迅速聚攏人氣不得不飲鴆止渴，靠虛假廣告的狂轟濫炸欺騙患者。隨著廣大群眾日趨清醒，漸漸失去了病源。且多數民營醫院經營模式、業務范圍同質化嚴重，形成了自相殘殺的慘烈局面。具有一定規模的民營醫院同樣受制于“人”，在人才引進、職稱晉升、科研立項、邀請會診等方面的種種限制，使其難以形成穩定的核心競爭力和理想中的規模效應，許多時候都是在賠錢賺吆喝。

　　資本“逐利”的本質決定了投資者不會把舉辦民營醫院當做不求任何經濟回報的慈善行為。而經營困難是許多民營醫院始終未能擺脫的頑疾，一些民營醫院甚至依賴總部從其他部門調撥資金才能維持基本運行。2007年下半年，在國家新一輪收縮型宏觀調控下，民營企業資金鏈普遍吃緊，2008年又遭遇了全球性經濟危機沖擊，資金運轉更加艱難，已沒有能力或意愿繼續為長期虧損的醫療“子產業”輸血。與此同時國家大幅度增加對醫療行業的財政投入，但補供方的受益者主要限于公立醫院，補需方民營醫院由于醫保定點限制同樣無法分羹而食。而公立醫院即使管理、服務效率沒有大的改進，在政府補助下也完全有能力用低價服務漸漸收復被民營醫院“低價策略”占據的市場份額。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必須實施壯士斷腕式的“戰略抉擇”，集中力量保全優勢業務，整體長期虧損、未來預期看“空”的民營醫院顯然歸入了被舍棄的劣勢業務范疇。

　　新醫改方案讓更多的民營醫院嗅到了春天氣息，但民營醫院的前景是否就此一片光明，發展是否就此步入坦途，我們還是應該保持樂觀而謹慎的理性態度。畢竟，前車之鑒猶在；至少，不能重蹈覆轍。 （來源：解 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