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改革的初衷，我們看到，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令中國醫院迎來第一個命運轉折。彼時，“文革”動亂甫定，百端待舉。衛生領域的問題是：一方面，醫院賠本經營，越辦越窮；另一方面，社會“看病難、住院難、手術難”。決策層逐漸淡化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對衛生事業“福利性”的定位，提出將其定性為“生產性”。

　　一轉百轉。此后，政府對醫院“少給錢、給政策”，比如允許醫院對藥品加成一定比例“以藥補醫”、大型設備檢查高于成本定價等，這無異于推動醫院把經濟壓力轉移給患者。

　　這是一劑猛藥——它有效解決了當時醫院效率低下、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也伏下了后來醫院過于注重經濟利益的線索。

　　大約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醫院普遍實行各種或明或暗的承包制，將醫院收入和醫師報酬掛鉤，同時，若干能夠帶來效益的新鮮經驗，諸如點名手術、特殊病房等，開始在醫療系統流傳。

　　其副作用是，大處方、大檢查等種種不合理創收行為逐漸泛濫，“看病難、看病貴”呼聲強烈。

　　一些原本無奈執行政策的醫院，在逐漸克服職業使命、自身責任等與生俱來的“心理障礙”后，開始品嘗到這種制度設計的巨大利益。有的醫院，特別是大醫院不但扭虧為盈，甚至展開了“規模競爭”、“豪華競賽”。

　　人們看到，醫院圈地、蓋樓、進設備，規模越來越大，床位越來越多，“超常規”、“快節奏”、“跨越式”等詞匯成為醫院院長的口頭禪。

　　人們還看到，醫院的病房建設開始追求“賓館化”，一些特需病房的豪華令人瞠目結舌，甚至一些醫院提出“30年不落后”的建筑目標。

　　有學者指出，這種“規模競爭”、“豪華競賽”反映出醫院逐利的真實動機，加劇了治理“看病難、看病貴”的難度。

　　有人評論說，在“發展”的旋律下，醫療，越來越像是一門生意，而且幾乎是一門只有收益、沒有風險的生意。它與住房、教育一道，成為許多人難以支付的“新三座大山”。

　　于是，有人開始追問醫院的“發展”——發展為了什么？

　　2006年，中央高層作出回答，要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2009年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載明，公立醫院要遵循公益性質和社會效益原則。這意味著，中國公立醫院面臨第二次命運轉折。實現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將是此次公立醫院改革的使命。

　　這是一個龐大的利益調整工程，它涉及醫、藥、保、患、政、企等方面，牽扯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分開等體制機制痼疾，可謂荊棘密布，風雨多艱。

　　“一大就富”的醫院邏輯

　　沒有人能夠預料，醫院規模太大的副作用將會在何時出現。相反，對醫院院長來說，“一大就富”的邏輯卻是觸手可及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張冉燃

　　圈地。蓋樓。

　　中國醫院的擴張風吹動了閻惠中的思緒。

　　這位廣州軍區聯勤部原研究室研究員對《瞭望》新聞周刊說：“我經常去各地講學，自上世紀末以來，我注意到迅速崛起的醫院大樓越來越多，這漸漸引起我的警覺——這是正常的發展嗎？”

　　更讓閻惠中困惑的是，就在一座座醫院大樓拔地而起、一些醫院年收入動輒上億的同時，中國國內“看病難、看病貴”的呼聲日益響亮。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原副院長王樹峰少將一直追蹤醫院建設問題。他告訴本刊記者：“當前中國醫院建設存在盲目擴張的現象。如何使醫院的規模跟醫療的需求相適應，已經成為當前醫院建設的核心問題。”

　　閻惠中直言，中國有些醫院已沉溺于“一大就富”的邏輯——為了更多的收入，就要更快地擴張，有了更多的收入，又推進更快地擴張。“究竟是社會使命重要，還是擴張掙錢重要，這是中國醫院必須作出的抉擇。”

　　衛生部的態度逐漸明朗：2月4日，在“2010年全國醫療服務監管工作會議”上，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說，醫院評價要摒棄以往偏重設備、規模等硬件設施的考核方法，把評價重點放在護理管理、城鄉對口支援等項目上來，“引導醫療機構改變慣有的思維模式，走以內涵建設為主、內涵和外延相結合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