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何種模式，對解決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都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北京百思力營銷策劃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恒這樣評價：如果將人事權下放到醫院，可對醫生行為進行切實有效的監督和約束；大醫院管理小醫院，向小醫院提供技術支持，可以降低老百姓看病的難度和費用，也使得醫療資源的分配更加合理；藥價零加成和藥房托管則直接降低了藥費。

 

　　 “濰坊試行的按病種限價收費的積極意義很明顯，當看病費用被限定在一定數額之內，超額即不能報銷時，醫生就會力爭用最少的錢看好病。”王恒表示，此舉既減輕了患者負擔，又有利于規范醫療行為。而神威藥業有限公司市場總監王進學則表示，按病種收費難度較大，應循序漸進，逐步探索。“人的體質各異，臨床癥狀更是千差萬別，不同的人得同一種病，醫療費用可能大不相同，很難確定多少費用是公平合理的。這也就是濰坊只選擇了31種常見病作為試點的原因。”

 

　　而“管辦分開”也被認為將“很有難度”。一位業內人士分析，北京、成都等地近日明確表示，將在當地衛生局或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下成立“醫院管理局”，如醫管局將設在衛生局下，則“管辦分開”難以徹底完成；如設在國資委下，則意味著國有醫療資產收歸國資委系統，其好處在于有利于推行公立醫院改制與資本運作，形成“多元化辦醫”格局，但這一模式亦讓業內持有異議，認為政府把公立醫院當成國有企業來對待，難免會向公立醫院要效益，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這亦與公立醫院的公益性有所違背。

 

　　 “藥房托管”的一些弊端也逐漸顯現。據了解，托管公司在確保醫院的分配比例的同時，還要為自己擠出一定的利潤空間，因此會更加追求低成本采購，由此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品牌藥在一些托管藥房遭到拋棄，而一些進價低、毛利高的非品牌藥迅速充斥托管藥房。據業內人士介紹，安徽某實行“藥房托管”的城市，要求藥價在中標價基礎上再降低19%，如果算上商業公司的利潤，相當于醫藥企業的供貨價要比中標價再低25%左右，這使得眾多醫藥企業、尤其是生產基本藥物的企業難以承受，紛紛停止在該地區的供貨。“藥價雖然降低了，但是一些品牌藥反而買不到了。看病的費用不降反升。”

 

　　 “引入第三方監管機制可能更為有效可行。”王進學表示，社保機構作為醫療費用的支付者，應當設立監察部門，對費用支出進行監督。“不但要引進社會資本進入醫療服務業，還要將民營醫院也納入醫保體系，讓民營和公立醫院在公平的市場環境下充分競爭，才能使醫療服務的質量真正走向物美價廉的方向。”

 

 

　　 “復方丹參片60片裝，我們的生產成本是2.61元，原料成本是1.81元，但是市場上最低的成品價卻是0.7元。”河南某知名藥企的管理人員這樣表示，“目前的招標政策對我們極其不利，過低的藥價使得我們放棄了若干省份的招標。”他表示，藥企更為關注的是招標政策的變化，公立醫院的改革試點在短期內不會對藥品銷售產生明顯的影響，“今年我們的營銷政策幾乎沒有變化。”

 

　　王恒認為，《意見》指出的是一條改革的方向：醫院將逐步擺脫對藥品收入的依賴，對藥價將逐漸不敏感，醫院會慢慢喪失多開高價藥賺取更多藥價加成的動機。對藥品營銷來說，這意味著藥企要逐漸改變“關系營銷”的陳舊手段，走專業化營銷的道路。“醫藥代表不能再靠送回扣賣藥，需要尋找規范的營銷手段，提取你產品的亮點，告訴醫生你的產品比其他同類藥品好在哪里，如果價格偏高，那么偏高的理由是什么，比如你可以告訴醫生，雖然價格高了，但是用量減少了，縮短了病人住院的天數，因此降低了總體治療費用……”

 

　　 “隨著行業政策的不斷推進，醫藥行業規范程度逐漸提高。而目前的招標政策中價格所占比重較大，將藥企的利潤空間越壓越薄。”王進學表示，藥企依靠回扣來擴大銷售的行為越來越行不通。他表示，近年來，成功的內資企業都有一個共性，即擁有兩大法寶：產品研發創新和專業學術推廣。如齊魯制藥、恒瑞醫藥、先聲藥業、步長藥業、天士力等，都在兩三個重點領域逐漸擁有了各自的系列高附加值的拳頭產品，與眾多普藥企業迅速拉開了距離，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競爭優勢，在品牌建設、市場占有、盈利能力、成長速度等企業發展的多個維度均獲得了快速發展。而藥品營銷也正在逐步回歸“藥品”這一特殊商品的本來面目，即高度的專業化。“單純的關系營銷已經不能適應行業的發展需要。目前，大部分國內企業處方藥均實行了‘關系營銷+學術推廣’的復合營銷模式。”王進學說。（報記者 陸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