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平抑虛高藥價是必須的調控手段，那么，給被逼仄的藥品以應有的合理、正常的價格水平，也是當然的科學態度。

 　 低價藥“被退出”

　　日前，國家發改委價格司藥品價格處處長郭劍英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透露，由于歷經數次價格下調，一些早期進入國家醫保目錄的藥品中，部分品種甚至已經沒有任何利潤空間，面臨被淘汰的危險，為保證正常供應和競爭公平，發改委目前開始考慮是否可適度提高部分產品定價。

　　2000年開始施行的國家醫療保險目錄（醫保目錄），歷經2004年和2009年兩次更新擴容，目前囊括藥品品種近2300個。

　　而由于進入醫保目錄時間不同，經歷政策性價格擠壓次數有別，郭劍英坦言，在現有目錄的藥品中，“既有藥價虛高的，也有差不多的，更有逼近成本甚至虧本的。”

　　他預計，在現有醫保目錄中虧本供應的藥品應該有二三十種，“這還沒有包括那些已經不再生產的。”

　　以頭孢曲松注射劑為例，1997年該藥在國內作為一類新藥上市，定價97.2元/支，12年后的2009年，生活價格指數總體數倍增長的大背景下，經過6次大幅度調整，同規格的頭孢曲松注射劑價格卻已經狂降至7元/支——更值得注意的是，發改委調研發現，這樣的例子其實還有不少。

　　和“死扛”的頭孢曲松注射劑不同，價格被逼近成本后的抗麻風病藥物氨苯砜已經徹底退出了藥品市場。

　　“前幾天北大醫院皮膚科主任給我來信，反映因為價格過低，氨苯砜已經消失，影響正常的臨床使用，呼吁我們適當提高產品價格，以便能夠有企業生產。”郭劍英告訴記者。

　　發改委隨后的調查顯示，1000片的氨苯砜規定價格為18元，平均1.8分錢一片，根本沒有企業愿意生產。

　　就連一直飽受高藥價指責的原研藥廠，有的也正在面臨著成本壓力。

　　“我們的產品2004年進入國家醫保目錄后，嚴格按照國家公布的最高零售價執行，但隨著幾年來從降價為主的藥品招標，在各地中標后，零售定價又下降了一些。”第一三共制藥（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包幼甫接受本報采訪時談道，而且由于技術方面的原因，有些品種或原料至今無法在國內生產，依賴日本進口，投資很大，“2009年4月比2008年3月的綜合成本也增加了近30%。”

　　而且由于目前各地藥品招標基本都是以降價為主，包幼甫坦言：“每個地方招標都要降一點，按照現在的中標價格我們已經沒辦法進行下去。”

　　之前，盡管入圍了《第一批城市社區、農村基本用藥定點生產企業名單》，但包括北京雙鶴、青海制藥等企業，都由于定價、市場等不明朗而沒有生產。

　　政府控價兩難

　　但因此促成的藥品提價似乎沒有看上去那么簡單和順理成章。

　　此前，對于醫保目錄中部分超低價的品種，發改委也曾經給予過提高價格的政策傾斜，但數量非常有限；而在去年開始的國家基本藥物目錄中，也僅有4%~5%比例的超低價藥品享受了提價待遇。

　　“基本都是價格非常低廉的藥品，臨床使用和公眾消費急需，有迫切提價需求的，”發改委相關人士表示，“坦白說，現在的輿論環境確實讓我們有點不敢動，藥價問題太敏感了，擔心一旦提價，就有人指責發改委‘帶頭漲價’。”

　　第一三共制藥也曾經為定價問題與發改委進行商討（更多新聞來源Ｅ路有你）。“我能感覺到政府的考慮面及顧慮很多，大家對藥價的關注度太高了。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企業正常合理的漲價，也基本是沒什么可能的。如果僅片面看藥價會走進死胡同，更希望改變臨床醫療圍著藥品轉的不合理局面。”包幼甫說。

　　實際上，從2000年至今，醫保目錄10年間3次擴容，政府定價也在跟著這個節奏不斷擠壓。

　　“2000年進入目錄的產品大部分價格擠得差不多了，2005年進入目錄的擠得有一定程度了，去年剛進入目錄的還沒開始擠——如果靜態看政府定價目錄的話，你會發現有的價格空間很大、有的空間很小、有的甚至連補償成本都不夠，就是因為在不同時間段進入了不同的政府定價目錄，擠壓次數多少的問題。”郭劍英告訴記者。

　　對發改委而言，和擠壓仍有價格空間的藥品同樣緊迫的是，如何讓已經退出市場的廉價老藥恢復生產，滿足臨床需要，以及挽救那些正在面臨“被退出”命運的低價藥品。復雜的“歷史問題”下，如何科學界定藥品價格就成了發改委當下緊迫的任務。

　　記者了解到，已經于日前結束征求意見的新《藥品價格管理辦法》調整了對于新藥、專利藥等單獨定價產品的認定，考慮結合國家專利局和國家藥監局的綜合測評進行，將臨床需要和科技創新相結合，并逐步引入藥物經濟學評價，避免沒有實際價值的‘創新’。”

　　而發改委對于標底價的探索已經在之前的基本藥物招標中明確，“招最高價格的肯定不對，招最低的估計也會出問題，合適的價格到底應該劃在哪兒，是不是可以考慮借鑒工程招標中的內心標底價，都可以考慮。”郭劍英指出。

　　采訪中，有行業專家告訴記者，其實相比起目前藥價的問題，在部分低價藥背后潛藏的質量安全隱患可能更為緊迫。

　　“為了競爭需要偷工減料的事情絕對不是個別，特別是在某些品種劑型，目前的檢測方法無法檢測，低價造成的成本壓力下，藥品的質量安全絕對不是杞人憂天。”他說。

　　該專家提醒記者，之前轟動全國的“齊二藥”和華源欣弗等藥害事件，其實企業就是為了省幾分、幾角錢，“如果不壓低成本騰出空間，它的產品一瓶都賣不出去，所以最終鋌而走險。”他說。

　　江蘇康緣藥業(600557)董事長蕭偉就指出：“國家定價，有些企業甚至按照10%扣、20%扣去招標，實際成本都比招標價格低，藥品質量恐怕根本無從保證。”

　　而對于目前的中藥產業，陜西步長集團董事長趙步長認為，藥品價格絕對不能越低越好，特別是中藥，現有的檢測環境下，很多指標不能檢測出來，就更需要做良心藥，否則藥品質量難以保證。

　　先聲藥業集團政策事務部總經理羅興洪在采訪中指出，保證藥品合理和足夠的利潤，才能保證企業改進工藝，提高產品的質量標準，將資金投入到新藥研發中去，研制出創新藥，也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提高我國整體醫藥衛生水平。

　　而包幼甫對此也深有同感，他認為，現在國內藥品的上市后監測工作開展得并不夠，招標也往往以價格降低多少作為目標，這其實有很大的問題，對于藥品質量起不到積極的推動作用，而中國制藥工業最終要走出國門，必須依靠創新作為競爭力，但在失衡的價格機制下，這一點很難達到。

　　“我們的思路已經明確，就是通過幾輪或者幾年的價格調整，把市場已經形成的虛高的價格空間逐步擠出，并逐步調整偏低的藥品價格，力度和頻度一方面取決于工作的能力，也取決于醫療衛生體制和機制改革的進展情況，如果體制不改，這一點很難推動。”郭劍英告訴記者。【作者：王蔚佳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