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3年美國頒布世界上首部GMP以來，英國、日本及大多數歐洲國家紛紛效仿，對促進世界醫藥行業整合升級產生了重大影響。我國藥品GMP于1988年首次出臺，迄今已是第二次修改。業界普遍認為，GMP的出臺和修改目的是和國際接軌，進而促進我國醫藥行業的健康、集中發展。

    既然是效仿，我們不妨從海外主要醫藥大國身上取經，了解我國醫藥行業的發展方向。美國是世界各國普遍參照的對象，而日本醫藥企業的發展軌跡對我國醫藥行業現狀來說更具有參考意義。

    強研發造就制藥巨頭

    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美國醫藥行業經歷了一個高速增長期。分析普遍認為，這段時期的發展依賴三個因素：移民潮和嬰兒潮促進人口增長，到1960年，美國人口達到1.5億，形成了潛在的醫療消費市場；GDP高速發展，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處于消費轉型點；國家實行“向貧窮開戰”計劃，對老年人和低收入人群進行醫療保險的覆蓋，目前，醫藥保健行業占美國GDP的1/6左右，是整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莫尼塔醫藥行業分析師沙江對記者表示，從經濟起飛時間和政策環境等各方面因素來看，我國復制日本醫藥行業發展模式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從醫療支出和人口健康狀況的投入、支出比來看，日本的模式較美國更為高效，更值得學習。目前，日本的醫療支出占GDP的8%~10%，歐洲發達國家為10%左右，美國高達16%~17%，而中國僅超過5%，勉強達到世界衛生組織要求醫療費用占GDP最低比例為5%的標準，仍有巨大增長空間。

    輝瑞制藥脫胎于美國南北戰爭時期(186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發酵技術生產青霉素贏得飛速成長機會，1951年研發廣譜抗生素土霉素成功，此后的四環素、吡羅昔康等藥物都成為醫藥研發領域的經典案例。

    1998年，輝瑞研發的西地那非(萬艾可)上市，并且獲得空前成功。據統計，在全世界，每秒鐘就有4粒“萬艾可”被患者服用。因為萬艾可在商業上的巨大成功，輝瑞先后吞并了華納蘭伯特公司和法瑪西亞公司，成為美國最大的藥品生產企業。

    沙江表示，在各醫藥大國歷史上，幾乎沒有一種強制措施能使醫藥行業在短期內達到集中和升級。制藥巨頭們都是在無數次兼并重組中逐漸強大的，靠的就是強大的研發實力。

    “世界大型制藥企業的研發費用一般占營業收入的10%~15%，而在我國藥企中，這一比例為1%~2%。輝瑞一年為研發投入90億美元，而中國藥企整體研發投入僅為100億元人民幣。”沙江說。

    沙江在去年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目前，研發一個新藥平均需要10~15年時間，投入超過10億美元的資金。而每10個新藥上市，只有兩個新藥的銷售能夠達到或超過前期的研發投入。為了保證能持續不斷地推出新藥，美國制藥企業將相當大比例的銷售收入投入研發活動中。

    全國人大代表、哈藥集團總經理姜林奎于2009年兩會期間就呼吁，發展生物醫藥產業，研發投入至關重要。由于產業結構不合理，醫藥企業多、小、散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致使同質化競爭、重復生產的情況異常嚴重，明顯缺乏競爭力，我國醫藥企業也因此難以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一些關鍵、重大技術始終難以獲得突破，產品更新速度緩慢，這是我們發展生物醫藥產業須重視的現實問題。

日本醫藥之路值得借鑒

    姜林奎還指出，外資企業逐步滲入中國醫藥市場，藥品市場競爭將更趨激烈，生物制藥企業在自身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承受了雙重壓力。翻開日本醫藥行業發展史可以看到，該國藥企也遇到過國內專利不足、依賴進口的困境，然而在政府的鼓勵創新政策下，日本已成為制劑研發生產大國。

    渤海證券在一份報告中介紹，日本最初采取的是專利“蠶食政策”，學而超之。從上世紀50年代起，日本開始引進大量先進的專利技術，僅1950~1970年，購進專利技術達1萬多項，耗資21.5億美元，加上推廣的研究經費總計約為60億美元，而其他國家用于發明這些專利的費用總額約1800億~2000億美元，是日本引進和推行專利費用的30余倍。在這20年的時間里，日本工業產值增長的30%來自專利技術，這部分產值相當于購買專利技術所花費用的10倍。日本引進專利技術后，圍繞外國的基本專利，衍生出許多帶有日本特色的小專利，亦稱從屬專利或依從專利，人稱“蠶食政策”。

    但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世界經濟走向低迷，另一方面由于人們對新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開始質疑，新的藥品管理法對新藥的報批開始有了更多和更嚴格的限制，使得全球進入了短暫的新藥空白時代，過去還主要依賴國外引進的日本在這一時期也不得不轉向自主研發。不僅如此，1976年專利法依照國際慣例修訂，由制造法專利轉變為藥品專利，再靠仿制國外藥品已經是不可行的辦法。

    此后，日本在研發上投入巨資。從研發合作開始，日本在美國、歐洲建立了研發中心，和海外大學、研究機構合作，開發具有國際化水平的劃時代新藥，開展臨床試驗，利用當地的科研人員、技術，根據當地、特別是FDA的要求進行臨床試驗和開發，實現了產品的海外市場銷售，從而實現國際化。

    出口路漫漫發展靠內需

    中國能否誕生類似美國輝瑞、禮來這樣的跨國醫藥巨頭?很多人對此抱有極高的期望，但在沙江看來這條路并不好走。

    沙江認為，目前我國醫藥出口品種還是以低端的原料藥為主，成藥出口相對較少。從西成藥和生化產品來看，中國醫藥行業基本沒有具有國際知識產權的拳頭產品，而大量的低端仿制藥又面臨質量問題和美國限制處方藥進口的問題。在原料藥方面，中國利用低生產成本和低環保成本的優勢在世界原料藥市場上已經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額，面對不少產品產能過剩的現狀，擴張余地已經不大。

    渤海證券早在2008年一份報告中就指出，目前中國的藥品消費市場構成和日本類似，雖然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化學原料藥生產和出口的全球第一，但是我國的主要藥品制劑銷售市場仍在國內。日本經驗表明，人口增長和社會老齡化將帶來藥品市場增長，個人收入決定了醫療消費支出，醫療體系逐步發展則是影響藥品需求的外部力量。

    既然西藥的研發能力不足，我國可否在中藥發展上走出一條新路?

    根據沙江對日本“漢方藥”的研究，中藥在日本的醫藥出口中并無多大貢獻，甚至在本國也被長期邊緣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小柴胡湯治療肝炎問題導致間接性肺炎甚至死亡的事件對漢方藥產業造成巨大打擊。

占據日本漢方藥80%市場份額的津村株式會社受此拖累，股價始終未能跑贏大盤。
    在中藥發展上，可以說，日本經驗對中國沒有參考意義。但沙江認為，國內的中藥發展環境實際優于日本，這從國家的政策鼓勵和中醫醫生及藥店普及程度上可見一斑。

    沙江認為，中藥有可能成為中國向美國市場擴張的突破口，但是目前美國主流醫藥行業對于中藥的認同度還比較低。中藥缺乏系統的現代科學臨床研究數據支撐，同時又難以用現代醫學理論作出科學的表述。目前尚無中藥制劑以藥品的身份通過FDA的審查。雖然國內有相關企業在中藥國際化方面正在進行有益的嘗試，但離中藥正式進軍美國市場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天相投顧分析師彭曉也對記者表示，中藥出口的最大困難在于尚無理論體系對其成分和藥理進行驗證，這是歐美多數國家不能接受中藥的主要原因。此外，中藥在國內的應用也不如西藥普遍，因為我國醫學院采用的多為西醫體系。因此想要振興民族藥業，根本上還須從教育和科學研究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