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國家發改委“關于調整部分抗微生物類和循環系統類藥品最高零售價格的通知”正式執行。據統計,此次調價共涉及162個品種、近1300個劑型規格的藥品,平均降幅21%,預計每年可為患者減負100億元。

　　據國家發改委網站顯示,此次調價,是自1997年以來國家針對藥品價格進行的第27次調整,距最近的一次——2010年11月29日公布的頭孢曲松等17大類、174個品規的抗生素、心腦血管藥品降價,只有4個月。

　　很多藥市場價

　　已低于最高限價

　　“藥又降價了?感覺不到!”山東省千佛山醫院輸液室,身患右下支氣管肺炎、正在接受治療的王鳳清先生,說起藥品再次調價直搖頭,他正輸著的是左氧氟沙星和頭孢唑肟,每天藥費、床位費、治療費、材料費加起來要165.52元,醫生先給開了4天,所花費用相當于王先生和老伴1個月的生活費。

　　盡管有關數據顯示,每次藥品價格調整的平均降幅都在15%—20%,部分藥品最高降幅甚至達60%左右,但是老百姓感受依然不明顯,這是為什么?

　　“市場上的頭孢曲松鈉早就1.25元/支了,最高限價卻定在了1.6元/支,一次次調價就難免給人‘空調’的感覺。”漱玉平民大藥房市場總監李強分析認為,由于缺少一個完善的定價核算機制,目前執行的最高限價主要根據企業報批的生產成本確定,真實成本外人很難弄清。

　　而從藥品零售環節看,在目前消費者價格敏感度相對較高的前提下,多年來市場已經把很多常規品種的價格“篩平”,沒有哪家藥店敢死抱著“高價”賣,而且很多品規的市場價格已經遠遠低于國家最高限價。

　　同樣,醫院對國家調整藥價也不“敏感”。據省千佛山醫院藥劑科主任蘇樂群介紹,隨著近年來政府招標采購的普遍推開,目前各級醫院藥品價格都是以招標價為基準,加成15%后銷售；如果加成后價格高于國家最高限價時,則采用“就低不就高”的原則,按國家最高限價銷售。招標采購價必須低于最高限價,不然就不可能中標。

　　再就是,一般來說長期用藥的人對降價感覺才明顯,短期用藥的人很難感覺得到。

　　會不會“降價死”

　　這次調價有沒有產品因價格降低而下架?老百姓大藥房(山東)市場營銷部部長劉可新稱,這次調整的162種1300多個品規,都是常用品種,老百姓大藥房共涉及114個品規,僅占全店銷售品種的1/60左右,對藥店銷售額影響不大。其中有些商品,銷售價格已經低于進價,出現“差比價”。但這種現象也屬正常,很多商家出于“聚人氣”等營銷策略的需要,部分商品銷售定價低于進價的情況也經常出現,但并不影響總體利潤水平。再加之這次調價的多是常規品種,下架會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

　　同時,隨著近年來新藥批號資源的吃緊,原來藥“換個包裝就提價”的運作成本已經大大增加,企業不敢輕易放棄已有的批號,而是要繼續生產下去。國家發改委近年來的若干次價格調整,都是針對市場最高零售價格,而不是實際銷售價格,只是對流通環節的利潤造成“擠壓”,影響較大,需要不同級別批發商,以及零售終端間重新協商調整利潤分配,對廠家利潤影響并不大。“這只不過是需要一個過程,并不會出現某個品規在市場上的消失。”劉可新坦言。

　　然而,不排除有“降價死”的可能。山東大學藥學院常務副院長徐文方教授分析認為,藥品也是商品,在當前各項成本都在增加的條件下,藥品價格卻一直在降,這一趨勢的存在,正在使藥品價格向其生產流通成本的“臨界點”逼近,一旦突破,當企業感到“干不著了”,一些產品“降價死”也在情理之中。

　　單純降藥價難治看病貴

　　解決“看病貴”,不應只盯著藥價。山東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市場處劉本功處長認為,“看病貴”,根源是病人花費大,而不是單純的藥貴。治個感冒花1000多元,聽起來好象是藥貴,其實根本上還是處方問題。由于費用影響因素包括價格、數量和結構等多方面,在醫藥體制不分開的情況下,即便藥品價格有所下降,但用藥數量和結構發生相反變化——以前醫生給開3盒,現在改開4盒,費用還是不可能降下來,因此患者也很難感覺到實惠。

　　“青霉素便宜,可病人用不到,是價格問題嗎?使用起來既要擔風險,操作起來又麻煩——要一針針地配,而100毫升的左氧氟沙星注射液,50多元一瓶,插上輸液管、掛上就行了,醫生、護士都高興,可病人付出的代價可能要比青霉素高十幾倍、幾十倍。”劉本功指出,長期以來我國公立醫院“以藥養醫”的局面不扭轉,百姓對藥品降價的實際感受,永遠不會明顯。

　　我國80%以上的藥品集中在醫院,藥店等零售環節僅占不到20%的藥品銷售。問題不在藥價上,而在用藥的人上。據劉本功介紹,歷經27次降價,通過價格調控解決看病貴的問題,依然難有效果。大量支出不在藥價上,大藥方、濫檢查、過度醫療,完全抵消了藥品價格下降的空間,這也是國家發改委一次次降價,而老百姓卻感受并不明顯的根源所在。

　　劉本功呼吁:“藥價降低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整個醫療費用的過快上漲起到緩解作用,但要真正解決‘看病貴’,還是要深化改革,從體制、機制上規范醫療機構和從業人員的診療、服務行為,不然再降價多少次,也不會使老百姓得到實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