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_ 劉科 上海、杭州報道

　　“一開始，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都認為他是非正常死亡！”在電話那頭，陳曉蘭這樣告訴記者。

　　陳曉蘭是上海一家醫院的退休醫生，十多年來不懈地與醫療腐敗現象做斗爭，成為2007年中央電視臺感動中國年度人物。

　　而陳所說的“他”，指的是同在醫藥行業打假者的同行高敬德，兩人早在2006年就已相識。

　　11月初，“高敬德蹊蹺身亡”的消息在網絡中逐步流傳。最初，陳曉蘭認定高的死有隱情，并為此奔走試圖去了解更多的“黑幕”。

　　不過，在了解更多的內情后，陳曉蘭現在更多的感覺是沮喪和悲哀，“沒有人能說清楚真實的高敬德是什么樣的，他把自己掩蓋起來了，用一層一層的東西，讓別人看不到他真實的一面。”

　　對于高敬德的死，新華社在11月11日發布的簡短通報稱：“藥品打假人高某因患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于10月26日經搶救無效死亡。”

　　這一遲來的消息讓所有與高敬德相識者感到驚訝。在長三角地區的醫藥圈內，高敬德是不折不扣的公眾人物，其八年的藥品打假經歷已為其在民間贏得了不小的聲譽。

　　但是，在長達八年的藥品打假之后，高的命運軌跡一路下滑，最終，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是一個意想不到的結局。

　　孤獨的神秘人

　　“老高是個不透明的人。”作為在上海打假的同行，王海東這樣評價他的朋友高敬德，“（他的）有些話，我也不能確定有多少水分在。”

　　有水分的，就包括高敬德的年齡和學歷。按照過去媒體中的描述，高敬德1968年出生，今年43歲。

　　不過，記者掌握的高的身份證資料顯示，其1959年12月25日出生在上海市寶山區大場鎮，真實年齡應為52歲。

　　除此之外，高的學歷也有出入，據高本人在媒體中的自述，他畢業于安徽中醫學院。11月14日，記者就此向安徽中醫學院求證。該校校友會一位董姓老師向記者證實,在該校校友錄的數據庫中沒有查到“高敬德”的名字。

　　值得說明的是，安徽中醫學院的校友數據庫是該校建校50周年校慶時建立，上世紀70年代以來畢業于該校的本專科畢業生均在錄。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高敬德均是孤身一人，其父母已逝世，膝下亦無子女，他的早年歲月已難以考證。只有鄰居們的零星記憶表明，他在1996年從外地搬入上海大場鎮南大路聯新社區居住，現住址為146弄8號303室。

　　如今，這里大門緊閉，唯一醒目的是門前拐角處放著的一堆瓶子、木板等雜物，灰塵已有幾毫米厚，似有多時未被清理。

　　“他平時很少住在家里”，這是鄰居們的共識。至于不在家過夜的原因，據高本人生前解釋，主要是因為打假得罪人所致，因此“一般在附近的小旅館或浴室過夜”。

　　“此前中央電視臺一檔欄目記者來上海采訪，提出去他家里拍攝，他死活不肯答應。”王海東這樣分析，“也許是他有忌諱，家里比較臟，或者其他原因吧。”

　　王坦言，高的行蹤神秘，幾乎沒有人知道高的具體行蹤。不過，一個可靠的信息是，今年9月中旬，高敬德曾在南京有過停留，其主要行程包括請南京某法律援助中心幫其代寫自己的刑事起訴書。

　　如今，高的一些上訪和案件的信息，包括身份證復印件等，仍保存在該法律援助中心的文檔中。

　　作為該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者，南京某大學學生陸光在9月18日到9月24日之間曾與高有過聯系。

　　“頭發有些白，走路有些瘸拐，隨身拎著大包，里面裝滿各種打假資料、相關部門蓋公章的證明以及假藥名單。”陸光這樣描述高敬德。

　　在南京的法律援助中心，志愿者們當時對高也有一些怨言，“高先生無盡索取，包括讓法律援助中心代寫他替別人代理的民事起訴狀，占用其他求助者的時間等……”

　　從某種程度上說，生前的高敬德，鮮有相知的朋友，“對他只是認識，并不了解。”陳曉蘭這樣說。陳在2006年被聘為上海藥監局的社會監督員，其后又被聘為上海醫保局的社會監督員。

　　有一段時間，高敬德時常打電話詢問她：“他們給你多少錢補貼？有獎勵嗎？”

　　“我跟他不一樣，他什么事情都要聯系到錢，這也讓我覺得有點不習慣。”此后，陳曉蘭自覺地與高敬德疏遠，她的解釋是，“就是因為這個，讓我覺得跟他沒有共同語言。”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數年的打假并沒有改善高敬德的生活。在走上職業打假路后，除了每月低保所得的數百元收入外，高敬德幾乎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而來自打假舉報所獲得的藥監部門的獎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他的額外收入。

　　高調打假

　　“他講話得罪人，有些場合他開口就是‘我是打假的’，顯得很大牌。” 在朋友王海東看來，高敬德的打假方式太高調了。

　　更重要的是，高調的打假方式，四處樹敵，并不被藥監部門喜歡。在杭州市藥監部門內部，一些人對高的評價是“難纏”二字，其最后一次在輿論間引起轟動即在杭州。

　　今年6月，高敬德到杭州江干區藥監局舉報一起售假藥案，工作人員喊來售假者，現場起草供雙方私了的協商意見，并蓋上藥監部門公章，此事曾引發媒體持續關注。

　　從某種程度上說，高敬德的藥品打假模式，是其性格使然，“他的膽子很大，也有些較真。”這是高敬德留給杭州的相識者葉征潮的印象，葉與高在浙江經視315的打假晚會現場結識，此后有過數面之緣。

　　而在王海東看來，高敬德的高調，是因為高其他方面有局限的原因，“他不懂電腦、不會上網，很多事情需要別人代勞”。此外，高在醫藥專業知識上有所欠缺，“所以他的打假相對低級一些”。

　　之所以走上打假之路，按高在媒體上的自述是因為“服了假藥，卻又討不到任何說法”。他走上職業藥品打假之路始于2003年。

　　是年4月，高敬德在上海市麗天藥業有限公司任職，其間因藥品打假、舉報高價藥等問題與公司交惡，最后被以“曠工”為名辭退。

　　此后，他開始了職業藥品打假道路，其主要打假地在上海、杭州和南京，所涉及的打假領域主要為性保健品，也包括一些減肥藥。

　　進入新世紀以來，醫藥行業的腐敗問題頻繁曝光，公眾對制假售假怨氣沖天，當高敬德的名字與“藥品打假”等熱點詞匯聯系起來的時候，他的打假行為也自然地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支持，亦為高帶來了相應的聲譽。

　　2008年，高敬德達到了榮耀的頂點，是年9月，他在南京大學醫院打假，并被該醫院打傷，此事經媒體披露后即引起關注，高敬德在媒體上贏得了“中國藥品打假第一人”的稱號。也正是這一年，他成為了中央電視臺感動中國人物的候選人。

　　名人的身份也為他打假帶來便利，由于高調的行事和打假的事實，他每到一地，幾乎都有記者陪同，其自稱已與1000多個記者打過交道。

　　王海東歸納，高打假的方法是：每到一個地方打假，他均會主動聯系當地媒體的記者，并帶著記者一起暗訪打假。

　　在發現假藥后，高即會向相關藥監部門舉報。如果藥監部門不處理或采用“拖”字訣的話，高的應對措施，一般是投訴藥監部門“行政不作為”。

行政不作為，這是高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當發現無法撼動本地藥監部門時，高的選擇往往是去更高一級的藥監部門上訪。

　　在南京逗留期間，高就曾向陸光提及此次進京上訪的目的：“一是為幾年前自己被打傷上訴失敗的一個案件。二是向國家藥監局舉報杭州藥監局相關行政人員。”

　　北京上訪

　　“我可能活不長了。”早在兩年前，聯建社區門口的保安隊長曾在與高的閑聊中聽其這么說，“他說自己得了癌癥，我當時覺得他在開玩笑。”

　　多年的打假，高敬德的身體已每況愈下，因為糖尿病的緣故，整個人變得日漸消瘦。此外，他已被明確診斷的病還包括胃出血等癥狀。

　　在陸光的回憶中，在南京期間，高因腦部垂體功能障礙引起的肺部疼痛，曾就診于南京市鼓樓醫院。“當時他有些說話不清，一激動便劇烈咳嗽不停。精神不足，但狀況還可以。”

　　離開南京后，高敬德抵達北京的時間在9月底。在北京期間，他入住位于西城區護國寺中醫院附近的一個旅館。

　　10月9日這天，北京某報記者李超見到了高敬德。李是高在北京見的最后一家媒體的記者，在此之前，他還陸續接觸過北京其他媒體的記者。

　　原本約定第二天李超陪同高敬德去暗訪打假，但由于高敬德當天發燒，他去了護國寺中醫院就診，此前的約定被迫取消。

　　10月11日這天，李超一直陪高在北京地區打假。據李超介紹，在暗訪結束后的當天下午五點，高敬德還獨自去了最高人民法院信訪。

　　11日半夜的事件成為了高此行的轉折點。據旅店老板的說法是：“高敬德半夜大聲說夢話，大喊大叫，看起來不正常。由于小旅館的隔音效果不好，住在隔壁屋子的住客被吵后，與高發生了爭執，其間有人報警，該旅館轄區所在的廠橋派出所人員聞訊趕來，發現高系上訪者后將其帶回。”

　　10月12日，李超在廠橋派出所見到了高敬德，不久他被駐京辦帶走。在高被帶走時，李超拍下了這輛車牌為京E45428的白色面包車，并將消息發布在了微博上。

　　同一天下午1點44分，在上海的陳曉蘭醫生給高敬德打了電話。在電話中，高敬德告訴陳曉蘭，他正在派出所，“從當時講話的語速、口氣，我沒感覺到他有異常。”

　　這個時長16分57秒的問候電話結束之后，陳曉蘭以為高并無大礙，于是就出門了。在晚上回到住處后，她驚訝地發現微博上傳播著“高敬德被上海駐京辦帶走”的消息。

　　由于有照片的“真相”在，她立刻給高敬德打了一個電話，這個在當天晚間6點17分打出的電話接通后，電話那頭并沒有聲音。

　　“我當時很擔心他可能不方便說話，所以，就一個人在電話這邊自言自語。我還問他，我能幫你做些什么嗎？但是電話那邊始終沒有回應。”一分鐘后，陳曉蘭又給高敬德打了電話，但手機仍然是接通但無人說話的狀態。

　　次日上午，李超接到了高敬德打來的電話，在電話中，高對李超說，“我要被送回上海了！”此后，高本人與外界再無聯絡。

　　對于高被駐京辦帶走的過程，上海官方提供了一種簡單的說法：“10月12日下午，上海在京工作人員接到北京有關方面的電話，稱一名叫高敬德的上海市民因健康等原因，提出希望回上海接受治療。”

　　至今，陳曉蘭仍不明白，高敬德為什么不愿意把自己生病的事告訴別人？“他自己要求回上海和被強制送回上海是有本質上的區別！”

　　較早得知高敬德死亡消息的人是王海東。11月4日下午，王陪同當地寶山區電視臺的記者去高的住處，被聯新社區居委會的人告知“（高）已經死了”。

　　“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死活不相信，懷疑他非正常死亡！”王海東這樣說。

　　高死亡的消息此后亦在網絡中傳播，“陰謀論”瞬即蔓延，有網友甚至懷疑，“他是否是被假藥販子們暗殺了？”

　　艾滋疑云

　　由上海駐京辦護送、乘坐火車，高敬德在10月14日上午抵達上海。

　　對返滬期間的狀況，上海官方在11月11日的新聞通報中稱，“在回上海的途中，高敬德出現發燒、腹瀉等癥狀”。

　　由于當時其病情已加重，他被送往了其戶籍所在地的寶山區大場醫院。11月12日，大場醫院一位醫生亦向記者證實了高在大場醫院內科急診的事實。

　　高的病情在10月14日下午1點稍有好轉，此后，他從搶救室轉到了大場醫院住院部二樓的監護室。

　　從10月15日到18日，高敬德在大場醫院內科患者部住院，住院期間產生的費用為10124.24元，該費用由大場鎮政府支付。

　　其后的10月18日左右，高略有清醒，他要求離開大場醫院，而要求去治療水平更好的三甲醫院就診。值得一提的是，大場醫院的病歷報告顯示：高在此并沒有被診斷患有艾滋病。

　　18日這天，高敬德被送往了海軍411醫院治療。411醫院隸屬于軍隊系統，并不歸地方管轄。按照官方通報的說法，“高在治療期間，連續高燒并伴有肺炎、腦梗和糖尿病等多種癥狀。”次日，高在411醫院被確診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也即民間所稱的艾滋病。

　　在被確診為“晚期”艾滋病癥狀后的10月21日，高敬德從海軍411醫院被送往了位于上海郊區金山縣的上海傳染病總醫院，入住A4棟樓二層的第11病區里，直到26日因肺部感染等并發癥，院方“用盡所有治療手段”最后感染無法控制而身亡。

　　不知何故，上海官方并沒有在第一時間公布高敬德死亡的消息。

　　在11月12日官方的通報出來后，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相信一個知名藥品打假者是絕癥病人的現實。

　　對于高敬德的死，陳曉蘭仍覺得不可思議，“如果是艾滋病的話，他身體就沒有絲毫抵抗力了，每次感染都可能成為他的歸宿，他難道不知道？他這個玩笑未免開得也太大了！把所有關心他的人都套了進去。”

　　陸光也坦言她在感情上很難接受，“如果高敬德死于艾滋并發癥，說明他已經到了末期，那么他之前就診的醫院，應該也具備這種基本的防備常識吧。”

　　這也是所有人的疑問。

　　（應受訪者要求，陸光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