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當村醫賺不到什么錢，周邊幾個村的醫生幾年前就另謀生路了。可如果我再不做，這幾個村的村民看病可就真不方便了。”日前，福建一位做了40多年的老村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說。

    據了解，目前鄉村醫生在一些地方確實有日漸“消失”的趨勢。根據衛生部衛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祿生在媒體上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目前50歲以上的鄉村醫生占村醫總數的23%，40～49歲的占24%，兩者共占47%；而20～29歲的鄉村醫生只有7%。這意味著，將近一半的鄉村醫生超過40歲，而且鄉村醫生隊伍正面臨青黃不接的困境。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鄉村醫生的流失，又是什么使年輕人喪失了從事鄉村醫生的熱情？

    售藥“零利潤”

    目前遍布于中國村莊的村醫隊伍是從建國初期的“赤腳醫生”轉化來的，盡管“村醫”被稱為醫生，但實際上，他們的身份仍然是農民，并沒能進入600萬國家衛生技術人員的序列。也因此，國家提供給衛生技術人員的一切待遇和政策都不能惠及村醫這個群體。

    于是，長期以來，銷售藥品利潤就構成了村醫收入的主要來源。但隨著醫改的深入，村醫的收入模式正在變化。

    從去年開始，全國各地的村衛生室就開始陸續實行基本藥物零差率銷售。根據四川省衛生廳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村衛生室實施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工作的通知》，截至去年12月15日，四川省各市（州）必須完成村衛生室基本藥物的全覆蓋。而基本藥物零差率銷售的結果就是，村醫難以再通過售藥利潤維生。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補貼就成了醫改后村醫收入的主要來源。而根據國務院辦公廳去年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指導意見》，村醫的收入將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實行基本藥物零差率以后，政府給予專項的補貼；二是村醫通過執行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得到的補助；三是村醫開展基本醫療服務所得的報酬，這個報酬由新農合支付和患者個人支付組成。

    但從目前來看，村醫的收入卻普遍呈現出下降的趨勢。湖南永州市藍山縣的一位村醫在媒體上稱，以前他的年收入能達到4萬～5萬元，與其所在縣2000元~3000元/月的人均收入相比，他的收入屬于中上水平。

    不過自去年當地“5元門診”新政實施后，他的醫療收入便銳減80%以上。所謂“5元門診”是指村衛生室實行基本藥物制度零差率銷售制度。參合農民到新農合定點村衛生室門診就診，自付5元，其余全額補。患者單次門診費上限不超30元，村醫收5元，其余由新農合最高補25元。但尷尬亦隨之而來，一方面村醫要常常墊付部分藥費，另一方面，政府財政給予的藥品零差率補貼及“5元門診”補貼遲遲沒有見到。

    任務繁重難盡責

    實際上，補貼不到位的現象并非特例。“有活干，沒草吃”的情況尤其體現在公共衛生服務領域。

    去年12月，陜西省榆林市靖邊縣張家畔鎮的16名村醫就曾聯名上書陜西省政府，稱他們開展基本公共衛生服務3年來，沒有得到過任何補助。

后經調查發現，沒有領到補助的不僅僅是這16名村醫，全縣25個鄉鎮的全部村醫都沒拿到過這筆錢。而按照靖邊縣戶籍人口30.57萬人，以及2009年～2011年不斷增長的公共衛生經費補助標準計算，3年中撥付給靖邊縣的公共衛生經費總額超過了1800萬元。
    按照衛生部2010年10月下發的《關于做好農村居民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村醫擔負的公共衛生服務包括居民健康檔案管理、健康教育、0～36個月兒童健康管理、孕產婦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預防接種、傳染病報告和處理、高血壓患者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共10項。

    其中僅“居民健康檔案管理”一項，村醫就需要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一位村醫反映，通常他上門為居民建立一份健康檔案需要40分鐘，一天下來最多能建10份。而目前，一名村醫服務的人群大約在1000人左右，全部建成健康檔案至少需要100天的全職工作，更何況，健康檔案建立后的維護和使用，村醫還要承擔一半的工作量（根據《通知》，居民健康檔案的使用和維護，由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各承擔50%的職責）。

    “據我所知，不同地區村醫開展公共衛生服務所獲得的補助額度也不盡相同。同樣是為居民建一份健康檔案，有的地區補助村醫2元錢，有的地方僅補助5角錢，幾乎是杯水車薪。再加上補助往往不能及時到位，這些都損害了村醫開展公共服務的積極性。”該村醫說。

    另一個問題是，繁重的公共衛生服務占據了村醫大量的診病時間。“我認為村醫眼下應該更多地把精力放在農村常見病、多發病的治療上，而不是埋頭于文案工作。”

    風險高且老無所依

    村醫不僅要為基層民眾看病，還肩負著安全用藥知識普及和保證患者用藥安全的重任。因此，村醫對藥品安全知識的了解至關重要。

    去年10月，海南省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瓊海市立君村村醫醫療糾紛案作出終審判決，裁定村醫陳道安犯醫療事故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緩刑兩年，并賠償原告11萬多元——究其事件原委，2009年，瓊海市中原鎮新華村委會立君村村民司家爾到中原鎮中原村衛生室打吊針，村醫陳道安為其點滴注射阿奇霉素后，司家爾因藥物過敏搶救不及死亡。經鑒定，確定司家爾死亡是因為陳道安違反了阿奇霉素藥品要求慢速滴注的使用規定，按照常規輸液速度為司家爾進行滴注，致使輸液速度過快。

    “且不說刑事責任，那份高額賠償單就讓一名村醫再難翻身。在診療范圍寬泛，診療條件簡陋，風險分擔機制缺失的情況下，村醫所承擔的醫療風險壓力是可想而知的。”一位村醫說。

    在承擔著醫療風險的同時，村醫卻又不得不面對老無所依的窘迫。不久前，王祿生在接受《瞭望》周刊采訪時就表示，村醫基本77%都沒有養老保險。

    的確，從今年開始，一些地方已經開始著手解決村醫養老的問題。1月末，青海省循化縣把該縣308名村醫納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保障范圍，為他們交納養老金9.24萬元；安徽省一些地方的老村醫收到了政府發放的每月300元的生活補助。

    值得欣慰的是，村醫老無所依的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但隨著城鎮化的速度加快，生活費的持續上漲，目前村醫的養老保障水平仍較低。

村醫不能垮

    顯然，今天村醫所面對的尷尬境遇，以及村醫隊伍青黃不接的現實正在引起政府的注意。如貴州省日前提出，將在2012年把村醫政策性補助月平均增加417元，以此穩定村醫隊伍。據了解，2011年下半年，貴州省就出臺政策明確村醫定額補助標準每人每月不低于300元。照此計算，今后貴州省的村醫每月得到的補助將超過700元。

    同時，對于村醫人才的補充，黑龍江、河北、青海、海南等省也在積極想辦法。哈爾濱鼓勵退休醫生和大學生當村醫，并承諾全面落實鄉村醫生待遇，使其補助水平與村干部相銜接；河北省三河市啟動大學生村醫工程，目前已選聘了50名大學生村醫充實到村級衛生室；青海今年將從在職的鄉村醫生、符合條件的高中畢業生和大中專畢業生中，定向培養和招錄1000名村醫……

    “人才補給之后，如何留住人才，讓村醫安心在基層工作，將更為關鍵。”一位業內人士說。他表示，既然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是公共產品，就應該回歸村醫的公益性，把村醫納入國家衛生技術人員的范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