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選擇在北京發貨是因為北京畢竟是首都，可信度比較高，在北京發出去的貨買藥的患者容易相信，可以說北京兩個字就是個品牌。”
假藥販子我們打的就是北京牌
在曾令芳之后，曾文芳出現了。曾文芳整合了制假藥的資源，設立了天順天利商貿有限公司，一下子就讓北京制假藥行業提升了一個層次，制假藥的流程分工更細，效率更高，業務更廣，組織更嚴密。
2009年10月至2010年11月間，犯罪嫌疑人曾文芳伙同彭擁軍等人，為生產、銷售假藥而合資成立北京天順天利商貿有限公司，在北京市石景山區等處雇用他人非法生產各類假藥，并通過多家快遞公司向患者郵寄發貨。該制售假藥案共涉12起案件，犯罪嫌疑人共計57人，涉案金額達3900余萬元，罪名分別涉及生產、銷售假藥罪、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案件卷宗190余冊。這起假藥案是北京市檢察院掛牌督辦的“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第一案。
2010年7月16日，北京市石景山區一事主在本區購買某品牌降糖膠囊，經北京市藥監局鑒定后認定為假藥，警方經初步偵查認定這是一起生產、銷售假藥案。此案引起了北京市公安局和藥監局高度重視，迅速抽掉精干力量共同組成“7·16”聯合專案組，全力開展偵查工作。
在“7·16”特大制售假藥案中，湖北省天門市是重災區。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57名犯罪嫌疑人中，有47人來自天門，他們大多是親戚、同鄉互相引薦投入到這一行里來的。
每個行業都有領頭羊，假藥行業也不例外。曾文芳就是他們這群在京城從事“特殊工作”老鄉的頭頭。他通過天順天利公司將各窩點串聯起來，把各窩點生產的假藥統一收集，再通過快遞公司送貨并代收貨款。各窩點在天順天利公司都不會出現名字，取而代之的是編制的特定代碼，窩點之間也互相不認識，稱得上是一個嚴密高效的組織。
開夫妻店邊學邊賣
楊德仿是這個龐大制假販假組織中的一顆“小棋子”，但他的經歷卻是該案中大多數制假藥散戶們的一個典型。
2009年6月，在同鄉指引下，楊德仿帶著妻子來到北京“
創業”。其實他們所謂的“創業”，就是賣假藥，這在楊德仿家鄉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情。“我們那邊的人都知道”，楊德仿說。
剛開始楊德仿是跟著師父學，慢慢地他掌握了一些行業的竅門。在出師后，他就開起了夫妻店。楊德仿負責進假藥，網上宣傳，與客戶談判，找快遞公司，他的妻子幫忙包裝。
楊德仿賣的是“消銀潔膚丸”、“美華癬康寧”之類和皮膚病相關的假藥。他從別人手中進來的藥都是半成品，上家在給假藥的同時，還會給說明書、標簽之類的配套產品，而這之后需要楊德仿自己去貼標簽，還要自己給包裝封口。
為進行隱蔽生產，楊德仿把小作坊放在了居民區里。夫妻倆在北京石景山區七星園租了房，就在出租房內對半成品藥進行后期加工。
做好了假藥，下一步就是賣。要賣就得廣而告之，楊德仿于是找到了一家廣告公司給他在網上做廣告。楊德仿在廣告上留的
醫院名稱是航空航天醫院。其實這是他隨便想出來的名字，只是覺得名頭夠響亮，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這樣一家醫院。
為了顯得真實，楊德仿在互聯網上同時留下了四個北京市話號碼，其實四個都是小靈通號碼。楊德仿通過設置，把四個小靈通號碼都呼叫轉移到了他的手機上。只要有電話打來，楊德仿就冒充是航空航天醫院皮膚科的大夫，像模像樣地給患者分析病情，解答醫療問題。“你這個病在醫學上很常見，目前醫療手段可以做到讓你痊愈。吃我們醫院特制的xx藥，每12瓶為一個療程，建議你最少服用三個療程。”可笑的是他之前從沒行過醫，也沒有任何有關皮膚病的醫療知識，他用來騙患者的話都是從皮膚病專業網站上查到的，現學現賣。
如果有人上當購買，需要楊德仿發貨，他就通過QQ把患者信息發給天順天利公司，公司就會派人來把包裹收走。在這一過程中，天順天利公司要收到貨款的10%到15%，算作組織辛苦費。
至于為什么一定要通過天順天利公司發貨，楊德仿說出了其中的原因：“干我們這行的都是老鄉，大家干的哪個別的老鄉也都知道。剛開始我是自己干，后來天順天利公司就找上門了，希望我的貨統一通過天順天利公司發走。他們做得大，又是老鄉，我也就同意了。”
在楊德仿的記憶里，賣假藥發出去的貨發到了全國各地，幾乎各個省份都有，但唯獨沒有發到北京的。因為他們擔心如果北京人買到了假藥，會很容易找上門來，所以就把北京的用戶都屏蔽掉了。
從業兩年，楊德仿具體向多少人賣假藥，賣了多少次他自己也記不清了。從一開始他就知道賣的是假藥，因為他賣的藥既沒有批號，也沒有正規生產廠家。但為了掙錢，他還是說服了自己，“治不了病，但也肯定吃不壞人”。
家庭作坊家族經營
楊德仿代表了一大批天順天利公司勢力范圍內的散戶，而這個像港片中幫會一樣的組織又是如何統一假藥“天下”，并達到上千萬的銷售額的呢？
這還要從最初的家族作坊說起。
彭擁軍算是天門人最早在北京“創業”的，具體做了多少年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了。也許是覺得太辛苦，自2009年9月起，彭擁軍開始漸漸淡出了這個圈子，只保留了天順天利公司的部分股份。
在彭擁軍之后一度做大的是曾令芳。2008年5月，曾令芳到北京找工作，遇到了制假藥的老鄉彭擁軍，就給他打工。
2009年9月，彭擁軍不想再干的時候，就把手上的東西，包括廠房、設備等，都轉給了曾令芳。曾令芳為了擴大生產，花了近萬元從全國各地購買了粉碎機、壓板機、拋光機、噴碼打印機等設備。
規模擴大了，下一步就是招人，曾令芳首先想到了親戚。妻子陽引貴、大姐曾騰英、弟弟曾記芳、女婿余榮龍陸續被他召喚來幫忙。每個月曾令芳會給其他幾個人發工資，每人發1500元錢左右。
曾令芳通過給彭擁軍打工，摸到了不少門道。制假藥所需要的各種材料，曾令芳都能找到渠道進貨。在曾令芳的聯系人中，制造假藥用的西藥片、中藥粉都來自一個姓郭的河北人。雙方聯系只通過電話，姓郭的叫什么，曾令芳也不知道，于是他在手機里就存了個“郭送粉”的名字。同樣的，膠囊皮由一個姓趙的浙江人發貨，電話里就存了個“趙進殼”，膠囊皮的價格是11萬粒420元錢。制造假藥用的瓶子是從“徐進瓶”處進貨，每個0.19元B0.6元不等，曾令芳每次要進15000個左右。
從2009年起開始單干，曾令芳就覺得直接找患者購買量小還麻煩，于是就只向熟人批量銷售，按照對方要求的品種和數量生產，生產完了以后就把藥拿到約好的地點，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全都是現金交易。
曾令芳一伙主要制造治療高血糖、高血壓、皮膚病的假藥。把原材料買回來之后，先由曾令芳按照下家提供的配方配藥，如治糖尿病的藥配的是格列苯脲100瓶、苯乙雙胍100瓶、鹽酸二甲雙胍片20瓶、中藥粉5到8斤，能做出40至60個療程的藥，也就是330瓶到500瓶左右。
配完藥以后是機器磨粉，然后攪拌，攪勻了以后灌裝膠囊。灌裝后要給膠囊拋光，曾令芳本來是有一臺拋光機的，但是并不好用，于是他就和曾記芳一起把膠囊放在毛毯里抖，抖完了以后膠囊也能變得光滑。在這樣拋光后，他們再裝瓶封口。
這一時期的組織還處于家庭作坊家族經營階段，規模、金額均無法趕上之后的公司化管理階段。在曾令芳之后，曾文芳出現了。曾文芳整合了制假藥的資源，設立了天順天利商貿有限公司，一下子就讓北京制假藥行業提升了一個層次，制假藥的流程分工更細，效率更高，業務更廣，組織更嚴密。
營銷發貨有專門公司
曾文芳于2009年3月來到北京，當時彭擁軍正在北京豐臺區制假藥，曾文芳來了之后只是給他開車，做一些進貨、給客戶送假藥等跑腿的活兒。
到2009年8月，彭擁軍逐漸淡出這行的時候，曾文芳和侄子彭俊華一起商量覺得做快遞業務更能掙錢，于是就籌劃開一個物流公司。但是他們手頭上沒有客戶也沒什么資金，于是他們想到了彭擁軍等一直在北京賣假藥的老鄉、親戚。
一番交流之后，彭擁軍他們也覺得可以做，于是天順天利公司就這樣成立了。2009年9月公司注冊，股東有曾文芳、彭俊華、豐俊鵬、彭佳（彭擁軍之子）、曾令芳、廖超然、狄雪蓮（曾文芳之妻）。
公司成立起來之后，曾文芳就風風火火地把業務做了起來。第一步，他聯絡了所有認識的在北京的制假藥的同行，讓他們由天順天利公司統一代為管理發貨。公司給各散戶的許諾是：讓他們的銷售看上去更可信，銷量也會加倍。經過一段時間，大部分天門的老鄉都被鼓動加入了天順天利這個聯盟。曾文芳終于實現了統一假藥“天下”的夢想。
公司剛開始運轉的時候，在行里名氣還不大，每天也就幾件貨。但是到2010年案發的時候，每天就有幾百件貨從公司流出。甚至許多北京周邊的散戶都找到他們，先把貨給他們，再由他們從北京發出。曾文芳供述時道出了其中的原因：“都選擇在北京發貨是因為北京畢竟是首都，可信度比較高，在北京發出去的貨買藥的患者容易相信，可以說北京兩個字就是個品牌。”自2009年10月至2011年11月，短短兩年，天順天利公司委托快遞公司銷售貨物所得貨款就超過人民幣3900余萬元。
在整合了制假散戶資源后，天順天利公司和郵局以及一些速遞公司簽訂了代收貨款業務。當賣假藥的散戶成功釣到患者后，會和天順天利公司聯系，然后公司的兩位司機就會開車上門取貨。散戶同時把患者的姓名、地址、聯系電話和代收貨款的金額通過QQ傳給天順天利公司的彭俊華，彭俊華把信息打印出來后粘貼在貨箱上，再由速遞公司上門取貨。患者收到
藥品付款后，速遞公司會把錢打進天順天利公司的賬號，公司再把錢打給廣大散戶們。
在這個流程中，天順天利公司會收取散戶貨款的5%B15%作為返點，以此作為公司主要利潤。
天順天利公司的管理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保密，他們給每個制假藥的散戶都制定了一個固定的編號，根據編號進行日常的進貨、匯款等業務，真實姓名都不出現。散戶之間很少接觸，溝通只靠電話。
每個散戶所生產的假藥在天順天利公司也都有一個獨有的代碼。例如北京良鄉有一個姓魯的散戶，所賣的假藥代碼256、258、268、266（這四個代碼賬目內金額共計769萬元）。
2010年10月，曾文芳和豐俊鵬又另外注冊了一個頌康福科技有限公司，目的就是把天順天利公司停掉，把里面的所有業務轉過來，因為曾文芳認為，“我們這種公司不能長期使用一個名字，容易出事，換個名字再干，其實業務是一樣”。
經北京市藥品監督管理局認定，“7·16”案件中涉及到的近千種藥品均按假藥論處，對人身健康會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犯罪嫌疑人大多為初中或小學文化，沒有任何醫療工作經驗，在配藥時，犯罪嫌疑人將各種藥物粉末隨意搭配，危害性較大。
然而，由于流毒時間長，加之犯罪嫌疑人進行了較大力度的廣告攻勢，如在《黑龍江日報》、《河南日報》、《益壽文摘》、《遼寧老年報》等省級主流、專業報刊投入大筆廣告費發布廣告等，許多患者沒能及時察覺，甚至在案發后，還不斷有患者打來電話詢問藥品信息，還有一些老客戶表示“療效很好，希望能繼續購買”。
日前，石景山區法院已對本案中20多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決。楊德仿夫婦、彭擁軍、曾令芳夫婦、曾文芳夫婦等人已于2011年12月2日被石景山區檢察院提起公訴，石景山區法院將于近日開庭審理。對于石景山區檢察院已提起公訴的另外30多名被告人，法院將擇日開庭審理。
對于這次案件為何能達到如此規模，大批量假藥如何能平安生產這么多年而沒有被查處，辦案檢察官認為：原因主要在于，目前對藥品的行政執法多停留在對藥品經營、流通證照的審批層面，對假藥違法行為的監管難以顧及。具體來說，一是職能部門對藥品原材料及
醫藥器械在市場上的流通監管不力，使得被告人能輕易獲得制藥材料及封口機等制藥器械，為被告人制造假藥提供了便利；二是網絡監管不力，任由假藥廣告在網上泛濫，為假藥流通提供了便利。三是快遞等物流
企業對所承運物品審查不嚴也讓銷售假藥者鉆了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