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過去的2012年，中國醫藥產業經歷了不少風浪，一個值得產業深思的問題是——中國如何更好地實現藥品安全？從宏觀層面來說，筆者以為，我們需要處理好三對基本關系。

政府與企業：與產業更近些

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是政治經濟學永恒的命題。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下，地方政府對藥品安全負總責，企業是第一責任人。然而，政企關系在一國不同發展階段存在差異。

在計劃時代，政府為滿足民眾基本需求，將藥品看做福利事業，用行政命令手段直接干預企業生產經營行為；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政府通過產業政策扶持國有藥品企業發展，同時引導社會投資，而當市場發育較為成熟后，政府主要行使監督管理職能。可見，政府角色經歷了從所有者到經營者再到監管者的轉變，這是我們必須具有的歷史縱深感。

發達國家經驗表明，大工業條件下的藥品生產是一項專業性極強的活動，例如生產過程中的風險點分析、產品風險監測、新型藥物的長期安全有效性等，均要求監管部門對產業和產品進行了解。美FDA是全球公認的藥品安全監管標桿機構，FDA的成功經驗之一便是在新藥研發、注冊準入、上市后監管等階段都保持與企業的良好溝通，鼓勵企業通過創新提升質量水平并強化自律。作為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典型，日本產業政策部門高官與企業高管之間保持著交互任職的“旋轉門”，以實現充分溝通而不是放任市場無序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強大的監管必定以強大的產業為基礎，強大的產業通常催生強大的監管。

上世紀末，我國提出“以監督為中心，監、幫、促相結合”的工作方針，試圖在保障藥品質量安全的同時促進產業發展。而后，監管部門提出要正確處理公眾利益與商業利益的關系。新觀念在當時具有合理性，但并不能因噎廢食，就此割裂政府與企業間應有的密切聯系。在現實中我們看到，但凡曝出行業“潛規則”，往往出現“企業知道，行業協會知道，地方政府多少也知道，中央監管部門一無所知”的尷尬境地。而令人欣慰的是，有關部門已采取積極措施加以改進。與此同時，發改委、工信部、商務部等產業部門也越來越多地參與到監管政策制定中，形成具有政策合力的正能量。

市場與社會：需要深刻的經濟社會基礎

政府監管的根本目標是糾正市場失靈，監管是市場機制的補充而非替代，市場本身是監管活動存在的基礎，如果產業不發展，也就失去了可監管的條件。監管政治學的基本假設是，藥品安全狀況具有深層次的經濟社會背景。從技術層面上說，藥品質量安全的組成要素包括監督管理、生產過程與合理用藥三部分，其責任主體分別對應政府部門、企業和消費者。換言之，政府監管只是影響藥品安全的一個因素，這就是為什么現在經常說“藥品安全是設計和生產出來的，而不是靠監管出來的”。可見，不能把問題單純歸結為政府監管能力不足，而應具有更為廣闊和深入的觀察視角。

然而略顯遺憾的是，當計劃體制已經被打破，新的監管體系尚未完善時，政府并沒有能力應對所有風險。由于監管部門缺乏足夠的人力物力，其不得不通過注冊、發證、抽檢等靜態方式嚴控企業資質。當那些原本很能賺錢的藥企為了幾分錢甚至幾厘錢的成本節約鋌而走險，試圖通過降低成本甚至影響質量的方式來贏得銷路時，任何監督執法和檢驗檢測手段都是徒勞的，我們應該設想如何從源頭上優化市場機制，而不是在積重難返之后進行末端治理。

同樣重要的是公民社會的作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社會組織和消費者個體。例如，行業協會作為一種嵌入到產業內部的社會組織，其具有了解企業并接近政府的優勢，有助于雙方信息的傳遞。與此同時，當前中國消費者存在“群體焦慮”與“個體惰性”的矛盾，對藥品安全問題深惡痛絕，但是，有多少人專門了解過合理用藥的知識？又有多少人主動制止過假藥販子在街頭肆意收購過期藥品的行為？這些問題都值得全社會反思。

質量安全與數量安全：理性看待風險

從屬性上說，藥品屬于體驗性商品，也屬于戰略物資。前者決定了質量安全監管的難度，后者體現了其政治意義。實踐表明，控制他國醫藥產業已經成為發達國家謀求國際政治經濟新霸權的重要手段。盡管我國醫藥產業總體產能過剩，但我們必須關注大型醫院里賣得最好的是價格高昂的進口藥和原研藥這個事實。現實中已經出現多次國內產業因個別產品安全問題而集體失去患者信任，國外同類高價產品瘋狂涌入的事件，最終受損的還是患者利益。因此，藥品領域面臨的不僅僅是質量安全的問題，而是藥品產業安全這樣的戰略性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社會應對藥品安全問題具有適度的“良性寬容”。寬容并不是縱容，而是更加理性地看待風險，牢記“藥品安全風險只能盡量降低，無法徹底消減”的理念。

總之，藥品安全并不是簡單的產品質量問題，而是政治經濟學命題，具有深層次制度背景。我們應當重新反思當前的一些理念和做法，例如各相關部門應加大力度鼓勵企業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自律水平，而不能簡化為“警察與小偷”的關系。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應當發揮更為基礎的作用，而不是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政府監管上。民眾則應理性看待風險，不能動輒將整個產業“一棍子打死”。

此時此刻，我們需要發動全社會的力量，共治共享。中央已將藥品安全作為當前社會管理的重點工作之一，黨的“十八大”報告更是把藥品安全提升到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新高度，但實現這一目標還需一系列制度建設。

期待“主責在企業，主體是民眾，主導靠政府”的工作格局能盡早形成；期待將來消費者送檢的樣品有機構可以檢測，民眾的投訴舉報信有部門愿意接收；更期待企業能夠主動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唯有如此，一個藥品安全有保障的社會才會漸行漸近。

藥品屬體驗性商品也屬戰略物資。全社會應對藥品安全問題具有適度的“良性寬容”。寬容并不是縱容，而是更加理性地看待風險，牢記“藥品安全風險只能盡量降低，無法徹底消減”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