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印象】 　　明長生教授很忙，在一個媒體見面會上，他在安排好的時間準時到達了會場，又在解釋了有關器官移植的各種問題之后，匆匆離去，似乎他的時間安排都是經過了精確計算的。不過，這兩天他終于有了休息的理由。在日前召開的我國第二屆器官移植受者運動會上，他成為組委會的“特邀攝影記者”，于是會場上就出現了與平時形象截然不同的另一個明長生。 　　個子不高，戴著一副眼鏡，銀灰色的休閑帽壓得低低的，幾乎要與眼鏡來個“親密接觸”，白色的Ｔ恤和淺色的休閑褲搭配，讓他脫離了學者的嚴肅，顯得很隨和。背著大大的相機包，捧著專業數碼相機，明長生不停地在那些器官移植受者運動員中鉆來鉆去。 　　明長生教授的攝影功夫與專業攝影記者相比毫不遜色。為了捕捉到一個精彩瞬間，他時而在熱辣辣的太陽底下或坐或蹲地選擇最佳角度，時而敏捷地一個箭步沖過去，咔嚓咔嚓地狂按快門。這會兒，看見他的人一定會毫不猶豫地以為他就是一名專業攝影記者。 　　明長生出國學習的機會比較多，每到一地自然要留影，有的照片拍得好，有的照片拍得不好，喜歡分析、思考的他就會總結為什么這張拍得好，怎么拍會使照片的整體布局、色調更好一點。漸漸地他總結出不少攝影心得，也對攝影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他的裝備也從普通相機變成了專業數碼相機。有一年，一家企業制作新年掛歷，就選中了他拍的兩張風景照片，而其他的攝影者都只有一張照片入選，這令他十分自豪。現在，工作之余忙里偷閑地拍拍照片，已經成為他休息的最佳方式。 　　記者約明長生教授做專訪，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作為一名器官移植醫生，他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一些糖尿病合并嚴重腎病的患者，在移植術后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的。在采訪中，凡是涉及器官移植的，他都津津樂道，用生活化的比喻把精深、枯燥的醫學問題解釋得淺顯生動；而一旦談及他自己，對話就變成了簡單的一問一答。只有在回憶若干年前赴德國留學的艱難經歷時，明長生教授才止不住多談了一些有關德國人對待工作特別嚴謹認真的事例，因為這深刻地影響著現在的他。 　　【人物名片】 　　明長生： 　　副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所長，中華器官移植學會委員兼秘書長，《中華器官移植雜志》常務編委。 　　明長生１９８２畢業于同濟醫學院，后師從于我國器官移植鼻祖夏穗生教授，獲碩士學位；１９９１年赴德國慕尼黑大學移植中心（Ｗ．Ｌａｎｄ）進修，后轉至蒂賓根（Ｔｕｅｂｉｎｇｅｎ）大學；１９９５年獲博士學位，１９９７年學成回國。 　　在胰腺移植和胰腎聯合移植方面，明長生在國內首創了改良的胰液空腸引流術式（不作Ｒｏｕｘ－ｅｎ－Ｙ吻合），并在移植術后防治移植胰胰腺炎、血栓形成、排斥反應和胰漏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手術成功率、移植物長期存活率達國際先進水平，為我國胰腺和胰腎聯合移植走出低谷作出了重要貢獻。 　　【人生畫卷】 山村里跳出來的大學生 　　條件好的就靠點蠟燭、煤油燈來照明；條件差的就只能點松香，在煙熏繚繞中復習，明長生就是其中一個。 　　１９５８年，明長生出生于湖北省鄂州的沼山鄉。盡管小山村里的物質貧乏，但是相對當時外面那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山村里難得的寧靜讓他有機會從小學一直順利地讀到高中，成為鄉里屈指可數的高材生。１９７５年正值全國農村合作醫療的高潮，農村亟需一批赤腳醫生來滿足基本醫療的需要，高中畢業后在家種了２個月田的明長生順理成章地被推薦到當時的鎮衛生院學習，從此踏上從醫之路。 　　明長生一直認為自己并不聰明，因此“只有笨鳥先飛，踏踏實實，做個用功的人”。在那段學習時間里，發藥、包扎傷口、打針，他什么都干、什么都學。就這樣過了半年，明長生回到了沼山鄉，開始了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赤腳醫生的生活。平淡無奇的日子，不知不覺地在循規蹈矩的生活中流逝，偶爾，年輕的明長生也會想，是不是人的一輩子就這么過去了？ 　　１９７７年是很多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彼時恢復高考的消息傳遍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成千上萬的人為這一消息激動不已，并捧起久違的書本開始復習。那時的農村還沒有分田到戶，許多人只能白天勞動掙工分，晚上抽時間來看書。那時候很多地方還沒有通電，條件好的就靠點蠟燭、煤油燈來照明；條件差的就只能點松香，在煙熏繚繞中復習，明長生就是其中一個。回憶起當時全國高考的情景，他仿佛回到了３０年前：“各行各業、各個年齡段的人都有，父親和兒子或者母親和女兒同上考場、互相鼓勵的例子也有，那是你們這一代沒法想象的一段歷史。” 　　天道酬勤，１９７８年，明長生如愿以償地成為武漢醫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的一名學生。一進校，他就面臨著一個最大的困難——英語。明長生說：“盡管初中學過一段時間，但這些東西早就‘還’給了老師，一切都得從ａ、ｂ、ｃ開始。”英語學習需要一個細水長流的過程，一年半的基礎英語課程學完之后，明長生還一直堅持自學英語，這為他１９８５年的考研打下了基礎。 　　受同宿舍同學的影響，加上自己對外科學濃厚的興趣，１９８２年大學畢業留校時，明長生選擇了當時的冷門專業——器官移植。那時全國的移植病例數非常有限，但明長生發現，越是接近移植領域，越是有一種興奮感，“就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于是１９８５年考研時，明長生報考了器官移植專業，師從當時同濟醫學院有名的才子夏穗生老師。夏穗生是中國外科學第一批博導，他培養了很多外科學的博士和碩士，其中包括現任同濟醫學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的陳忠華。 　　在明長生的記憶中，夏穗生教授非常忙，往往一個學期只能見上一兩次面，對于學生的研究課題，夏穗生往往點到即止，靠學生自己去摸索和嘗試，以培養他們獨立思考、勤奮鉆研的能力，明長生說，這為他以后的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 　　 留德：嚴謹治學態度彌足珍貴 　　在科研工作上，德國學者認為只有對和錯之分，權威不代表絕對正確，承認錯誤是尊重科學的表現。 　　１９９０年，教育部在全國范圍內選拔２００人公費赴德留學，其中一項選拔標準是碩士或以上學歷，ＥＰＴ（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ｅｓｔ）考試合格或者托福考試達到５５０分以上，明長生是當時同濟醫學院為數不多的符合此項條件的醫生。經過選拔，他順利地成為了其中的一員，于１９９１年赴慕尼黑大學移植中心進修；２年后，轉至蒂賓根（Ｔｕｅｂｉｎｇｅ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慕尼黑是德國消費水平最高的城市，明長生和另一位留學生合租了一個不到２０平方米的閣樓，２張床一放，房間就只剩下轉身的空間。“這樣的房子房租還要５００馬克，而留學生每月的獎學金是９００馬克，去掉必要的花銷之后所剩無幾，只能‘錙銖必較’地過日子了。”人在異鄉，總會情不自禁地陷入到強烈的思鄉情緒之中，尤其是在生活條件較艱難的日子里，但隨之而來的工作、學習壓力甚至讓明長生沒有時間思鄉。 　　在德國求學時，德國人對待工作的認真嚴謹，令明長生印象深刻。有一次，他所在的研究所籌備學術會議，需要在通往會場的各個路口設置路標，也就是把３０ｃｍ×１０ｃｍ的一個小木牌掛在電線桿上。這在很多人看來是一件只需要５分鐘就能完成的簡單事情，但是德國的幾位工作人員卻需要半個小時。明長生說，他們先要選擇一個合適的角度讓從各條路上走過來的人都能方便地看到路標，然后選擇恰到好處的高度掛上，還要反復揣摩這個角度和高度是不是最佳選擇；接著，就是要把木牌固定好，固定木牌所用的鐵絲尾端還要彎回來，用鉗子夾平，防止傷到人；最后，工作人員還要用手搖一搖小木牌，看看是否真的牢固。 　　德國人對待掛路標這樣的小事都如此認真，對待工作的嚴謹就更不用說了。有一次，研究組的一位教授發現一名醫生的工作有誤，教授嚴厲地批評了他，這位醫生委屈得落下了眼淚。然而，２天后，這位德國教授發現這實際上是個誤會，那名醫生的工作并沒有出錯，于是這位德國教授非常誠懇地向那名醫生道歉。盡管這是一名低年資醫生，遠沒有教授權威，但是在科研工作上，德國學者認為只有對和錯之分，權威不代表絕對正確，承認錯誤是尊重科學的表現。 　　 “如果不是親身經歷，真的無法想象德國人是如何的嚴謹。”明長生坦承在德國的６年對他來說十分重要，不僅僅因為他專業技能得到了極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在以后的工作中，嚴謹、負責成為他的行為準則，為他今后在移植領域取得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創新：改良胰液空腸引流術式 　　除夕夜里合家團圓、歡聲笑語的人們并不知道，在冷清的醫院病房里，病人的隔壁住著一位嚴謹、負責的醫生。 　　我國胰腺移植起步較晚。１９８９年，同濟醫科大學施行了中國首例胰腎同期聯合移植，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共施行６８例移植，但是受者和移植胰１年存活率不足５％，胰腺移植基本上處于停頓狀態。 　　１９９７年，明長生獲得博士學位之后，立刻回到同濟醫學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以下簡稱研究所），籌備開展胰腎聯合移植。 　　２０００年１月，他施行了回國后的首例膀胱引流術式胰腎聯合移植，手術很成功。但是，胰腎聯合移植術后處理要比肝移植、腎移植復雜得多，明長生絲毫不敢大意，術后１周，明長生一直住在病人病房隔壁的值班室，病人一有動靜他立刻起床觀察。當時正值春節，他只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回家吃了頓年夜飯，又匆匆忙忙趕回醫院。武漢的冬天滴水成冰，除夕夜里合家團圓、歡聲笑語的人們并不知道，在冷清的醫院病房里，病人的隔壁住著一位嚴謹、負責的醫生。現在，這位幸運的病人依舊健康地活著。 　　２０００年６月，研究所來了一位糖尿病合并尿毒癥的病人，該病人胸部積水、腹部積水非常嚴重，并且患過泌尿系統結核，屬于膀胱引流術式的禁忌癥，因此只能采用其他辦法處理胰外分泌。胰外分泌的處理是胰腺移植的難題，胰腺移植術式的演變就是以如何引流胰外分泌為焦點而逐步發展的。明長生最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