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元愷，中醫學家。５０多年來，從事中醫醫療、教學和科研工作，培養了一批中醫人才。臨床擅長內、兒、婦科，尤精于婦科。勤于著述，于國內外享有較高的聲譽。 羅元愷（１９１４—１９９５） 　　羅元愷，字世弘，出身于書香之家。其父羅棣華以儒通醫。他幼承庭訓，童年曾就讀于私塾，誦四書五經及古文詩賦，并得其父之指導及熏陶，對中醫學亦有所接觸。當他在高小學習時，適逢廣州市發生“六·二三”沙基慘案，耳聞目睹青年學生傷亡于外強槍下，激發了他的愛國思想，對帝國主義的橫蠻深感憤慨。１９３０年考入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就讀，翌年發生了日本侵占東三省之“九·一八事變”，他參加到廣大學生的行列中，到各地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在其后的八年抗戰中，他力主抗日，對漢奸賣國賊深表痛恨。抗戰期間，他離鄉背井，輾轉于湘、桂、粵北等地達７年之久，不愿做敵偽的順民。 　　在中醫學校的５年里，羅元愷勤奮學習，誦讀了內、難、傷寒、金匱、本草、溫病等經典著作，對中醫學有了深入的理解。他與同班十位同學組成“克明醫學會”，共同研討學習中的疑難，撰寫醫學論文，以互相交流啟發。其后還出版了《克明醫刊》。經５年的研修與臨床實習，１９３５年羅元愷以總成績第一畢業，并留任該校附屬的廣東中醫院任住院醫師。先后在門診及病房診治病人，以內科為主，兼顧婦、兒科。從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８年末，他在醫院遇到并處理了各種疑難重癥，為其臨床診療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直逼廣州。廣東中醫院被迫停業疏散。羅元愷與家人離開廣州，返回故鄉南海縣。一個月后，日軍繼續進犯南海縣，他乃轉道香港，行醫謀生。１９３９年，其母校遷至香港授課，他受聘為金匱要略教師。 　　１９４１年底香港被日軍攻陷，學校再次停辦。羅元愷于１９４２年初舉家輾轉前往廣東北部之韶關市開業行醫，翌年又與母校之校董、校友等共同籌劃在韶關復辦中醫學校。但正當籌備就緒準備開課時，日軍又擬進犯韶關，復校之事乃告吹，他又被迫轉往廣東西北部之山區連縣。除在縣城開業診病外，并與當地老中醫趙伯平創辦了連縣中醫講習所（當時政府只準中醫學校稱講習所），全部課程均由羅元愷編寫講義及講授。經兩年之努力，已有一個班結業并在當地行醫。在抗戰期間，雖然顛沛流離，生活艱難，他仍執著于中醫教育事業，為培養人才而貢獻力量。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是年底羅元愷即返回廣州，并與校董、校友們取得聯系，籌劃中醫院校的復辦。但學校和醫院已被當局占作他用，設備也全部散失，故醫院延至１９４８年秋才得復業，而學校則于１９４７年逐步收回，同年秋招生復課，羅元愷回母校任兒科教師。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羅元愷積極從事中醫教學工作。１９５０年４月，３６歲的羅元愷就任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校長。從１９５１年起，還兼任附屬廣東中醫院院長。為了學校和醫院的建設，他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辛勤工作。在課程設置、教學方法、醫療質量、學生管理等各個方面，事必躬親，并廣納人才，使學校和醫院的工作很快走上正軌，得到發展。 　　建國后，中醫工作開始受到重視，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也被省文教廳列入廣州１１所大專院校之列（以前中醫學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統之外的），學校得到政府資助，學生有助學金，畢業后由國家分配工作，中醫工作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這一切，使羅元愷工作更為振奮。然而，事物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１９５３年８月，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被改為廣東省中醫進修學校，羅元愷被任命為副校長。原中醫學校仍辦至１９５５年學生全部畢業為止。按上級制定的課程，中醫進修學校主要講授西醫基本技能，欲使原有的中醫經進修成為西醫士。這是將中醫西醫化的一種手段。但羅元愷任職后，仍堅持安排一些中醫課加以講授，使進修生的中醫水平亦得到鞏固和提高。１９５６年，周恩來總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全國籌辦４所中醫學院，廣州是其中之一。是年５月，羅元愷被任命為廣州中醫學院籌備委員，參與制訂規劃和選擇校址等工作。 　　１９５６年９月廣州中醫學院招生開學，羅元愷兼任學院的金匱要略教研組組長。１９５８年中醫進修學校并入中醫學院成為進修部，他任進修部主任兼婦兒科教研組主任、院務委員會委員。１９７１年婦兒科分為兩個教研室，他繼任婦科教研室主任，并作為學科帶頭人負責婦科的醫療、教學、科研工作。從１９８０年起任學院副院長、顧問。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羅元愷不僅在事業上有較大的建樹和發展，還積極參加了社會政治活動。１９５１年，他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１９６３年當選為第四屆廣東省人大代表；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８年連續當選為第五、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并曾擔任中華醫學會和中華全國中醫學會理事、廣東省中醫學會副主任委員。他還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衛生部高等中醫藥院校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首批中醫博士研究生導師。１９８４年他任團長率廣州中醫專家代表團訪問泰國，１９８６和１９８９年出席了第二、三屆亞洲中醫藥學術大會。１９８９年到香港講學。 治學嚴謹　勤于著述 　　羅元愷從醫幾十年，對中醫理論有較深入的研究，對歷代中醫各家各學派的醫著亦廣為涉獵，但他尊古而不泥古，善于變通和創新。他比較重視腎脾氣血，認為腎主先天，脾主后天，先后天協調，氣血旺盛，則人體健壯，精神充足，抵抗力強，自可無病，即或偶膺疾病，病亦輕淺而易愈，婦女尤其如此。婦女的生理特點主要是月經與妊娠，月經與腎氣的盛衰有直接的關系。臨床驗證，閉經、不孕或屢孕屢墮的患者亦多有腎虛表現。羅元愷據此提出女性的生殖調節軸為：腎氣→天癸→沖任→胞宮。這與西醫的生殖內分泌軸，即下丘腦—垂體—卵巢子宮，實有相似之意義。他曾撰《腎氣、天癸、沖任的探討和對婦科的關系》一文加以闡述，并先后著有《論腎與生殖》、《不孕不育癥的臨床體會》、《閉經的調治》、《更年期綜合征的調治》等文，以及《脾胃學說與婦科的關系》，從各個側面詳盡論述腎脾與生殖功能及婦科疾病的關系。羅元愷重視腎脾的學術思想，與明代名醫張景岳的觀點是一致的。張氏《婦人規》指出：“調經之要，貴在補脾胃以滋血之源，養腎氣以安血之室。”又說：“陽邪之至，害必歸陰，五臟之傷，窮必及腎。此源流之必然，即治療之要著”。羅元愷認為這種觀點頗為正確，切合臨床實際，故特把《景岳全書·婦人規》加以點注出版，除將原文標點斷句及逐條注釋外，并結合其臨床經驗、匯集現代醫學知識適當給予補充。在卷首撰有《張景岳學術思想及其對婦科的觀點簡介》一文，指出“景岳對于各家的學術觀點既吸收其所長，又不完全茍同，而獨樹一幟”。“在婦科方面，立論比較允當，內容亦較切合實際，對于臨床應用，足資參考，值得推崇”。在注釋中，對張氏學術上的某些偏見及迷信附會的說法，亦加以批判，更增加其實用價值。 　　羅元愷除了對腎脾的深入探討之外，晚年對血瘀亦頗有研究。認為婦科雖虛證較多，但氣滯血瘀也不少見，不僅可見之于痛經、子宮肌瘤等患者，有些不孕癥也屬此列。他從理論和臨床上研究婦科血瘀證的治法，撰有《活血化瘀法對婦產科疾病的療效》、《痛經的證治》、《盆腔炎的中醫治療》及《子宮肌瘤的中藥治療》等文加以論述。 　　對整個中醫理論體系來說，羅元愷比較重視陰陽學說，認為陰陽學說是中醫理論體系的核心。他撰有《祖國醫學的陰陽五行學說》、《陰陽學說是中醫理論體系的核心》等文，認為從現存最早的中醫典籍《內經》開始，對人體及其疾病的認識都貫穿著對立統一的哲學觀點，陰陽學說不僅作為中醫理論的指導思想，而且在理、法、方、藥各個環節都有具體的運用，這是中醫理論具有辯證法思想的體現。 　　羅元愷治學嚴謹，主張由博返約。他認為一個醫學家除研讀醫著之外，也應涉獵文、史、哲、數、理、化、天文、地理及其他有關的邊緣科學，俾能獲得廣博的知識。因為任何一門學問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互相滲透、互相啟發，甚或互相移植的。基礎寬廣而扎實，學問的造詣才能更高深。認為學醫之道，除具備必要的基礎知識外，在醫學領域，也同樣需要由博返約，由通而專。醫者在掌握了中醫基礎理論之后，就要從理論到實踐，從內科到各科，不斷地學習，不斷地深入鉆研，才會有更大的成就。他曾寫《博學篤行，業精于專》一文以述其治學精神。他還認為，一個學者不能只是重復古人的理論或治法方藥，應作分析和驗證，明辨是非，不宜盲從，而應有所創新。如對古人所謂“女子以肝為先天”、“黃芩白術乃安胎圣藥”等觀點，他都持不同意見。曾撰《對“女子以肝為先天”一說的商榷》、《漫談“黃芩白術乃安胎圣藥”之說》、《對“柴胡刼肝陰、葛根竭胃汁”的評議》等文，對古人的觀點加以評析，并提出自己的見解。 醫德高尚　醫術精湛 　　羅元愷２２歲開始行醫，５０多年來一直沒有脫離臨床。早年主治內科雜病和溫病，稍后兼治兒科，中醫學院開辦后，專于婦兒科，近２０多年來更專于婦科。在擔任院校教學行政職務期間，雖然行政工作繁忙，社會活動頻繁，仍堅持每周安排一定的時間應診和查房。他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為無數的病人治愈了頑疾，解除了痛苦。 　　他對先兆流產和習慣性流產（中醫稱為胎漏、胎動不安和滑胎）有深入的研究和良好的療效。認為腎主先天，流產的主要原因在于腎氣虛衰，沖任不固，防治之法應以補腎健脾、益氣養血而固沖任為原則。他采用自創的“補腎固沖丸”為許多流產多次的婦女保住了胎兒，產下健康的孩子。有些病情復雜的病例，經他精心診治也獲痊愈。如１９７６年一位３６歲的患者，曾連續流產４次，經中西藥安胎均未效，其后４年不孕，且月經過多，但各項檢查未見異常，多方診治未愈。羅元愷接診后，認為是腎氣虧損為主，兼有脾虛、沖任不固，遂以補腎健脾調經為先，使經量恢復正常后，繼續調補腎脾，半年后便妊娠，經安胎治療后，順利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