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社5月10日訊　 　　減肥保健食品中添加副作用危害嚴重的“西布曲明”等藥物成分；男性保健食品中添加“枸櫞酸西地那非”（偉哥）……這是很多保健品“神奇”療效的秘密所在。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規 　　生意社5月30日訊　 　　從1998年至今，國家發改委已發布30多次各類藥品“降價令”，統一定價藥品實行最高限價銷售。然而，由于制藥成本上升、藥企利潤到達臨界點，多種常用藥面臨消亡危險。 　　藥價虛高是需要區分藥品種類，并非每種藥品價格都含有超額利潤。降價政策應保護常用廉價藥，著重調控住院用藥、低端仿制藥。理順藥品流通機制，加強政策監督，控制藥品層層加價，從而解決藥價虛高問題。 　　廉價常用藥不“常見” 　　5月20日，家住濟南的趙先生發現藥店里只有60mg*20片盒裝的洛索洛芬，價格最為便宜的袋裝的洛索洛芬顆粒，在藥店里無法買到。 　　據了解，洛索洛芬為常見的抗炎藥物，對骨性關節炎、手術后的外傷消炎，有很好的療效，是家庭常備藥物之一。按照我國統一定價藥品最高零售限價政策，60mg*20片的洛索洛芬每盒（瓶）售價25.2元，60mg*24片的洛索洛芬每盒（瓶）售價36元，60mg袋裝的洛索洛芬每袋僅需要1.7元。記者發現，僅能夠買到的60mg*20片的洛索洛芬在藥店的實際售價為28.8元/盒，超過了國家的最高限價。 　　除便于保存的袋裝洛索洛芬顆粒，在藥店瀕臨消失的藥品還有紅霉素、青霉素、尼莫地平分散片、阿奇霉素等常用藥。在省城三甲醫院，許多廉價藥也同樣面臨斷貨危險。 　　一家三甲醫院藥劑科主任告訴記者，從事藥品采購3年，有20多種廉價藥品一直處于緊缺狀態。這些藥品大部分是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內的藥品，執行最高價格限售政策。 　　據統計，從1998年至今，國家發改委已發布30多次各類藥品“降價令”，大力整治藥價虛高現象。然而，對于普通市民來講，藥價虛高不但沒有解決，醫藥費用也比15年前翻了多倍。 　　手術必備藥成了“緊缺藥品” 　　“現在，一支魚精蛋白售價已經從9元調高到了12元左右，但生產商家仍感覺‘干不著’，生產積極性不大，魚精蛋白仍然屬于醫院的緊缺藥品。”一位醫院院長告訴記者。 　　“魚精蛋白屬于心臟外科手術中的必備藥品，治療因注射肝素過量所引起的出血，且沒有替代藥品。患者做一臺較為簡單的心臟手術的價格在兩三萬之間，一臺手術需要使用兩三支魚精蛋白針劑。”該院長認為，相對于手術的價格，魚精蛋白的成本顯得‘微不足道’。如果國家能夠把魚精蛋白的價格調高一些，解決魚精蛋白斷貨的問題，最終受益的還是患者。 　　“價格提升5分錢，就能救活一種藥！”省內某大型制藥公司市場總監認為，目前，許多常用藥的價格已經壓到了藥品生產成本的盈虧臨界點上。國家要求藥品生產企業再降幾毛錢，甚至幾分錢。但這“不起眼”的幾毛錢，使得藥品售價低于成本。藥品生產企業放棄廉價藥，轉而生產價格更高、利潤更大的替代藥品。 　　實際價格越控越漲 　　“藥價虛高是一個不太準確的表述，在我國，并非每種藥品的價格都高得離譜。常用藥、治療慢性病的藥，定價比較低。新特藥、住院使用藥、低端仿制藥，價格存在虛高現象。”上述藥企市場總監表示。 　　目前，在我國藥品價格調控中，住院用藥和低端仿制藥并沒有形成合理的降價機制，利潤很低的常用藥品卻屢次“中標”，價格持續走低。生產成本和銷售價格的“倒掛”，迫使藥品生產企業減產甚至停產，患者只能買價格更高的替代藥。 　　“好心辦壞事”的現象，在醫療器械生產和銷售中也頻頻出現。一位三甲醫院的院長告訴記者，醫院曾使用的國產心臟起搏器價格在1.6萬元，國家進行價格調控，規定該種起搏器價格要降到1.1萬元。降價之后，企業不愿生產，這種起搏器逐漸退出了醫院。患者只能買到進口起搏器，而最便宜的進口起搏器也要2.1萬元。兩者的療效并沒有明顯的差別。 　　這位院長認為，政策應該注重保護居民常用藥品。在調節藥價的同時，還須理順藥品生產、流通、銷售體制，控制藥品層層加價，保障基本藥物供應，最終實現控制藥價的目標。（蔣興坤） 定此類行為應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處罰。 　　保健品介于食品與藥品之間，主要功能是用來補充人們從食物中難以獲得、同時又是人體健康所需要的營養成分，以促進人體健康。上世紀90年代及本世紀初，不少紅極一時的保健品創下了銷售神話，如紅桃K、三株口服液等。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更加渴望進一步提升健康品質。 　　我國對保健食品的審批管理非常嚴格，從生產資質、產品質量、批文審批、銷售、宣傳等多個方面加以管控，確保保健食品“優生優育”。盡管如此，保健品管理一直是“老大難”。在保健品市場上，制假售假、假冒文號、摻入藥物、夸大功效等眾多問題屢見不鮮。 　　保健食品的亂象，與我國食品監管“重審批、輕監管”不無關系。由于財力及多種因素的約束，政府不可能無限制配置監管資源。在監管資源的配置上，審評審批占用了大量的資源，而過程性監管和市場監管屬于事中、事后監管，所配置的資源則相對薄弱。 　　保健食品比較突出的問題出現在生產過程和銷售領域。去年媒體曝光了螺旋藻片、深海魚油軟膠囊、天然維生素E等產品，令人震驚。結果顯示，60%以上的螺旋藻保健品中重金屬鉛含量超標，70%以上的魚油軟膠囊含量遠遠低于批文含量，甚至功效成分未檢出。顯然，這些問題并不是因為上市審批把關不嚴造成的，而是源于生產過程。 　　事前的審批代替不了事中、事后監管。缺乏全程監管，報批時送檢的樣品中并無“枸櫞酸西地那非”，最終產品有可能會非法添加。因此，保健食品行業當前迫切需要強化事中和事后監管。現行的保健食品審評審批制度，造成大量重復的無效勞動。截至2012年12月，以蜂膠為主要原料的保健食品有292個，以魚油為主要原料的保健食品有147個，其他重復審批的產品不勝枚舉。如果將這些資源配置到安全評價、風險監測、標準研究等更薄弱、更急需的領域，監管機構則可以發揮更大的效能。 　　在行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應調整、簡化一些環節的管理內容或程序，集中資源和精力攻堅克難，是行政改革的大趨勢。專家建議，在保健食品的行政許可改革中，探索建立審評審批加備案的綜合管理制度。備案制不是放松監管，而是有利于政府職能的轉變，需要全過程提升監管能力。對于膳食補充劑等風險相對較低的產品，可率先實施備案管理。有所為有所不為，好鋼用在刀刃上，才能讓“重拳”真正落到實處，更好地維護保健品安全。 　　杜絕保健品亂象，根本出路是深化行政許可制度改革，改變當前的“重審批、輕監管”弊端。希望有關部門切實轉換政府職能，科學調整資源配置，建立保健食品監管新機制，完善日常監管和長效監管，讓消費者吃得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