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醫改成了最熱門的話題之一。目前，醫改已進入深水區，矛盾錯綜復雜。一方面，老百姓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仍較普遍；另一方面，中國的醫生也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苦的醫生。事實上，少了醫生的認同和患者的滿意，醫改都算不上成功。“兩會”期間，本報記者采訪多位專家，為您解讀醫改熱點、難點。 　　公立醫院要回歸公益性 　　記者：您對目前醫改的現狀如何評價？醫改最應關注哪些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吳明：新醫改四年多，的確取得了明顯成效，但也應該注意基層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公立醫院改革等問題。公立醫院改革是最大的難題，它涉及面比較廣，包括管理體制、補償機制等，而且涉及到多個部門，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個過程。 　　記者：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工作有哪些進展？其公益性如何維護？ 　　衛生部副部長、國務院醫改辦副主任馬曉偉：醫改中，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是核心內容。公立醫院改革現在進入到深水區，說到底是個補償機制建立的問題。這取決于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大政府財政對公立醫院的投入，使公立醫院輕裝上陣。二是改革支付方式。在現有購買服務格局下，必須由第三方監管，改變現在項目加成的辦法，去除過度醫療的制度性誘因。三是理順價格體系，使醫生的技術勞務價格得到承認，藥品和儀器設備價格有所降低，醫務人員多勞多得、優勞優得。 　　記者：現在大醫院人山人海、小醫院門可羅雀的現象仍很突出，如何解決？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大外科主任劉忠軍：醫生水平參差不齊是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源。二級醫院沒有吸引到足夠的病人，根本原因就是醫師整體的培訓體系不夠完善，醫生水平高低不一，老百姓信任大醫院的醫生，認為二級或者社區醫生的水平不夠。我們要借鑒發達國家的模式，從醫師的培訓體系著手，實現大醫院、小醫院的醫療水平都一樣的目標，這樣老百姓就不用一有頭疼腦熱都往大醫院跑。 　　醫生不幸福，百姓也受罪 　　記者：醫生幸福感與醫改成敗有何關系？ 　　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醫務人員是醫改主力軍，醫改政策的每一步落實都應讓他們感到歡欣鼓舞，這樣的醫改才能成功。醫生不滿意，老百姓就很難滿意。每周工作時間在70小時左右的醫務人員占了多數。超時、超負荷、報酬低、休息時間被占用，是大醫院醫務人員普遍面對的問題。然而，與中國醫生的辛勤付出不相匹配的是醫生的收入和社會地位的相對下滑，這就是一些醫生對醫改持消極觀望情緒的原因。 　　記者：中國醫生為何幸福感低？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副所長孫建方：醫療乃至醫改過程中，醫生是主要實施者、參與者，但在過去幾年的醫改里，其實醫生大部分都失語了。醫生確實是一個特殊的行業。醫學博士要學十多年，但有的進入臨床待遇只有3000元，這種薪酬設計太不合理了。 　　全國政協委員、解放軍總醫院副院長范利：目前我們老把病人視為弱勢群體，其實醫生也是弱勢群體，不僅體力上透支，心靈也有很大創傷，導致的心理問題使醫生的自殺率增高，失眠問題更是普遍。 　　記者：該如何提高醫生的幸福感呢？ 　　全國政協委員、福州市第二醫院副院長林紹彬：我認為必須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建立醫療責任保險和醫務人員執業風險保險相結合的醫療執業責任風險保障機制；同時建立醫務人員心理干預機制，創建形式多樣的減壓措施，強調人文管理，進行心理疏導，有助于醫務人員不良情緒的釋放和身心健康。 　　記者：患者非常期待與醫生的溝通時間能更長些，這是否可行？ 　　全國政協委員、解放軍總醫院副院長范利：其實，醫生也想多跟患者溝通，但是沒辦法。我們現在的醫生一方面要應付日益繁重的工作，一方面要忙著搞科研、寫文章、晉職稱。科研好、發表文章多的人，不一定臨床做得很棒，卻可以得高職，拿高薪。這種不合理的晉升制度對那些熱愛醫生職業、在臨床中好好工作的人是個最大的打擊。為評職稱，醫生沒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放在臨床上，沒有把全部心思放在幫病人解決疾病，度過痛苦上。所以，醫生和病人的距離拉得越來越遠。因此，這種晉升制度亟須改變。 　　對醫患關系不用悲觀 　　記者：醫學界是否在反思目前的醫患關系？ 　　全國政協委員、蘇州大學副校長熊思東：醫患關系的緊張，讓我對醫學教育進行了反思，現在不僅要教給在校生醫學技能，更要增加醫學生醫學人文教育，讓醫學生從學生時代就樹立起疾病不僅僅需要技術，更需要人文關懷的意識。醫患關系緊張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醫學科普知識的普及不夠。病人和病人的家屬不能很好地理解醫學的無奈和醫學的無能，總認為交了錢就必須得治好我的病。因此，如何教育好社會，教育好病人及其家屬理解醫學的無能和無奈也非常重要的。 　　記者：該如何解決醫患關系惡劣的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我對醫患關系的問題不是很悲觀。解決醫患關系的核心，首先是從體制上改善，不斷增強醫療衛生的公益性，醫療衛生不要走市場化引導的路。其次是醫務人員本身，30年的醫療市場化，使得部分從業者醫療人文精神沉淪，醫生需要從自身做好。還有就是在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公眾對醫療的特殊性理解不夠，好像我出了多少錢，就應該買一個很好的東西，但醫療是不可能這樣的。我想經過政府的不斷投入，醫務人員做好自己，人們對疾病的認識慢慢提高，醫患關系會改善的。 　　全國政協委員、第四軍醫大學口腔醫院院長趙銥民：我認為解決醫患矛盾，還需要促成醫療責任保險的廣泛推廣。同時，醫師隊伍里面確實有極少數的害群之馬，一旦發現，要立即吊銷醫療執照，永遠不得繼續從醫。 　　大病醫保范圍再寬些 　　記者：我國已基本建立全民醫保制度。目前的醫保制度，還有哪些需要調整？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衛生廳廳長李利：在醫保方面，我認為應該把基本醫療保險和醫療救助統一由一個部門管理。現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由衛生部管理，城鎮居民醫保由人保部門管理，醫療救助由民政部門管理，三套人馬，三套信息化系統，浪費非常大。建議將這三項職能整合到一起，這樣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執行時間，也有利于建立城鄉的醫保統籌制度，更有利于節約公共衛生資源。 　　記者：從醫生的角度來看，希望醫保政策做哪些改變？ 　　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醫院副院長陳鑫：我認為，醫保支付方式仍需進一步改進。目前推行的總額預付制方式（指醫保機構每年給醫院一定數額的醫保金，如果超出，醫院需自己承擔）如果長期運行下去，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醫療機構不愿意收治疑難、復雜、重癥病人，不愿使用基本藥物目錄外的藥品和耗材，服務質量下降等消極狀況。建議改成按病種付費，即根據病人的年齡、住院天數、手術、合并癥等因素把病人分入500—600個診斷相關組，然后決定應該支付醫院多少費用。 　　記者：如何讓老百姓看得起大病？ 　　全國人大代表、衡陽市市長張自銀：去年，我們調查發現，目前的大病保障制度與廣大群眾防止因病致貧返貧的需求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我認為，應適當擴大大病救助范圍。對新農合患者，建議大病救助病種從30種增加到40種；對城鎮居民和職工醫保患者，提高大病醫保最高支付限額。另外，建議出臺大病救治病種規范化臨床路徑，防止過度醫療；設立重大疾病救助基金，對重大疾病患者自付醫療費用超過一定數額的，再進行個案救助。 　　記者：異地看病何時能更方便？ 　　全國政協委員、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胡曉義：（醫保報銷）全國跨省轉移是未來的目標，但是還有一段相當長的路要走。首先是醫療機構分布的結構問題，大家知道最好的醫療資源在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但是不能讓所有的人都到中心城市、特大城市看病，所以整個制度安排還是鼓勵小病在基層看、在本地看，有疑難雜癥、重大疾病到中心城市來看。 　　要解決該問題，要統一全國的信息管理系統，大力推進統一的社會保障卡。2010年，統一社會保障卡的發行只有1.03億張，到現在為止已經發到了3.5億張，今年要達到4.8億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