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醫改五年至今，醫生的執業制度沒有得到有效的變革。但世界已變了模樣。
由于國家在新醫改中對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辦醫矢志不渝的堅持，終于在2013年，伴隨著《國務院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若干意見》的出臺，社會資本在公立醫療體制的高墻外刮起了強勁的旋風。
專科醫院、智匯醫療、醫療信息化、第三方檢測、新型診斷技術等等，由于巨大的供需缺口，一切與醫療有關的領域都展現出了廣闊的商業前景。尤其是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醫生資源可貴之處。
過往礙于事業單位的用人制度，醫生被牢牢地束縛在公立醫院的圍墻之內。醫改雖然沒有徹底改變制度，卻已然喚醒了醫生的意識。
有人嘗試著運用體制中有限的空間進行多點執業，有人直接走出了體制身體力行實踐自由執業，有人則干脆自立門戶去實現理想中的醫療，還有人應用新興技術期望著能夠把個人的能量發揮到最大。
這些醫生在接受采訪時，或多或少都透露出了為更多患者提供更好服務的理想。
整個醫生群體正先于制度變遷進行著自我革新，與社會辦醫一起對制度改革形成倒逼之勢。進入2014年以來，從國家到地方，政策開始出現進一步松動的跡象。尤其是8月份北京剛剛開始實施的多點執業新政，取消了醫院審批和執業地點數量限制兩道關卡。
力度雖然有限，但總歸燃起了星火燎原的希望。而且按照國家醫改時間表的要求，需要在今年9月底前出臺的推進醫師多點執業的意見，尚留有懸念。
龔曉明：醫生的解放
他有眾多標簽：原協和婦科醫生、中國婦產科網創辦人、微博科普名醫、互聯網上的“好大夫”，他仍然留在體制內不斷探索多點執業。龔曉明說：“我還是想盡力給大家做一些示范”。
2013年，龔曉明離開了工作過15年的北京協和醫院，他的多點執業示范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雖然也曾有人對他說，真正的改革只是癡心妄想。
對于已經離開的大醫院，龔曉明有著更為客觀理性的看法，深處其中的他能夠看到醫院中真實的一面。
龔曉明曾以自己為例，現身說法：“作為一個手術科室的醫生，在北京協和醫院我是經過了10年才獲得了親自主刀手術的機會。在我們國內的大醫院，通常而言，就醫體系的設計是圍繞著專家轉，老百姓看病找專家，做手術找專家。專家畢竟就這么幾個人，優質的資源必然是珍貴的，搶資源必然造就了就醫困難。”
離開協和的龔曉明希望能夠改變這種現狀，但首先需要找到一家可以容納他多點執業理想的醫院，而且仍然需要一家公立醫院。因為龔曉明清楚地意識到，很多制約因素讓他仍然需要公立醫院這個平臺。
“我希望對子宮肌瘤的治療方式做新的探索，但這些臨床研究，目前在私立醫院里面是無法實現的。目前私立醫院的規模都不大，很難申請科研課題，很難做些新的東西。”正值年富力強，龔曉明希望在科研上更進一步，“此外還有服務價格的問題，我有不少患者承擔不起高端醫療服務的價格，我不想讓這些患者在低廉的醫療服務體系里面找不到我，我仍然希望可以給她們提供醫療服務。”
幸運的是，龔曉明遇到了上海市第一婦嬰醫院院長段濤，他支持龔曉明多點執業的理念。就這樣，龔曉明南下申城，
加盟同濟大學附屬上海市第一婦嬰醫院，并且同時在上海紅楓亞泰婦產醫院、美中宜和婦兒醫院以及深圳卓正診所多個地點執業。
大多數醫生的多點執業模式，都是在某一個區域內選擇多家醫療機構，像龔曉明這樣選擇了跨地域性多點執業的案例并不多。
“在北京美中宜和是以會診形式執業，主要是考慮到我有很多老病人還需要我。跨地域的多點執業可以服務到更多的病人，病人在身邊就能找到一個很好的醫生，不用都往北京擠。這是我的夢想。”龔曉明說。
但是對于離開體制，龔曉明還是認為要綜合考慮。“我不推薦醫學生在目前的情況下，畢業之后直接進入私立醫院工作，因為目前國內醫生培訓體系的不健全，私立醫院尚不能承擔起培訓住院醫師的任務。”龔曉明說道：“而要達到可以自由執業或者多點執業的技術水平，還是得在優秀的公立醫院平臺鍛煉一段時間之后才可以。過硬的技術能力是自由執業和多點執業的基本要求，本事不練好就不會有平臺，也不會有病人。在目前這種醫師培訓體系有缺失的情況下，還是好的醫院平臺比較利于年輕醫生成長。”
談及北京的多點執業新政，龔曉明認為有其進步意義，但是仍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有這個政策之后肯定會好一些，至少讓一些打擦邊球的情況規范化。但是最關鍵的是醫生的身份還是沒有放開，那么即便政策規定可以跳過醫院審批自由選擇，但
是實際上還是容易在管理層碰到障礙。”
在龔曉明看來，真正推行多點執業的關鍵是醫生的解放，但這背后還涉及到很多內容。
“比如職稱、社保、醫療責任險等等需要綜合考慮。醫生群體要想實現多點執業常態化，公立醫院的管理層是非常重要的推動因素。公立醫院的院長能主動來推動，才會有更多的醫生加入多點執業隊伍。”龔曉明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