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敢于做前人沒有做過或者不敢嘗試的事情的勇者，我們習慣稱之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在一生中能吃一次“螃蟹”并且獲得成功，已經需要超于凡人的勇氣和能力了，但是，有那么一位軍隊醫師，在從醫幾十年中屢屢創造了多個第一次，在腎臟移植領域從不畏懼吃“螃蟹”！ 　　【人物名片】 　　朱有華 　　現任第二軍醫大學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解放軍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擔任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學分會常委、解放軍器官移植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器官移植雜志》副總編輯、《移植雜志》及《中國外科年鑒》編委、國際泌尿外科學會會員。１９７８年以來，一直從事腎移植方面的基礎和臨床研究，在國內外發表論文７０余篇，主編專著４部，曾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１項、全軍醫療成果一等獎１項和軍隊科技進步二等獎２項。 “我從山中田頭來” 　　每一封求助信朱有華都要親自拆看并且親自打電話給來信人。朱有華辦公室的門一直敞開著，“患者永遠是第一位的，我的大門永遠對他們敞開”。 　　初見朱有華教授時，他正在打電話，不高的個頭，慈祥的面容，話語中帶著湖北口音。他一手拿著一封信，原來電話是打給一個外地患者家屬的。該患者患了腎臟疾病，當地醫生建議采取腎移植手術治療，患者家屬慕朱教授之名寫來求助信，希望能到他所在的醫院做手術。朱有華依據信中的情況，詢問了一些問題后，肯定地告訴對方：“你們可以過來檢查，等待配型合適后安排手術。”在朱有華的辦公桌上，記者看到了好幾封已經拆封的求助信，原來每一封來信朱有華都要親自拆看并且親自打電話給來信人。“這些事情可以讓助手幫您完成嘛。”“患者寫給我就是對我的信任，患者和患者家人的心情是特別焦急的。我給他們回電話也能讓他們放心一點。”朱有華每個月都收到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求救信，他所在的第二軍醫大學器官移植中心每年要完成２００例左右的腎移植手術，工作相當繁忙，但是面對那么多的求助朱有華總是有求必應。 　　在采訪過程中，朱有華辦公室的門一直敞開著，不時有病人或家屬前來詢問治療情況，他總是笑臉相迎、細致解答。“患者永遠是第一位的，我的大門永遠對他們敞開。”這種親近患者的感情與朱有華的成長經歷有著很大的關系。 　　朱有華出生在湖北荊州市的一個小村落，父親在他僅１０個月大的時候就離開了人世，母親一人依靠種田拉扯大４個子女。朱有華小時候每天天沒亮就起床，不顧自己餓著肚子，先把牛牽到山坡上喂飽。幸運的是當時他上學是學費全免的，他以優異成績考取了當地的重點中學；后來，由于文革未能上大學的他進入了部隊，在部隊接受衛生員培訓，并在１９７２年被送入當時在西安的第二軍醫大學接受教育。 　　１９７５年，第二軍醫大學回遷上海，朱有華作為第一屆上海畢業生留在了長征醫院泌尿科，此后３０年的從醫經歷就一直鎖定在這里。當年父親的過世只是因為消化道出血所致，這對朱有華來說是非常遺憾的，所以他希望將自己更多的能量釋放給病人，尤其是一些家庭貧困的病人。 腦死亡器官移植第一例 　　腦死亡器官移植可謂是一只會咬人的大螃蟹，為了科學為了患者，可以規避的風險，朱有華都要自己扛起來；可以獲得的榮譽掌聲，朱有華選擇沉默。 　　長征醫院從１９７８年開始開展腎移植手術，年輕的朱有華就參與其中，盡管他當時還未能上手術臺主刀，但基本上他的工作歷程是與我國的腎移植發展同步展開的。 　　自１９８４年朱有華成功完成第一例腎移植手術，到現在成為解放軍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在這過程中，長征醫院的腎移植手術數量和存活率都不斷攀升：從１９８４年的３０例手術、存活率４６．７％，到２００４年完成腎移植手術２２２例，成功率達到９７．６％。長征醫院也成為全國開展腎移植手術最多的醫院，截至２００５年共完成手術３１４８例！ 　　經過了２０年的研究摸索和實踐，腎移植手術在朱有華看來技術比較成熟，但是供腎來源是困撓他的一個難題。無法獲得更多的腎源就意味著許多病人無法獲得新生，將繼續忍受病痛的折磨。 　　２０００年７月的一天，朱有華接到醫教部通知，上海另外一家醫院來電稱他們那里有一名腦死亡的年輕人，家屬愿意捐獻器官，長征醫院是否能夠接收？“要，我要！”這將能為２名患者提供新生命，他怎能拒絕？！更何況，由于腦死亡供體的心臟仍然在跳動，體內各臟器的血液供應得以維持，比起心死亡供體的臟器更有活力，手術效果更加理想。依據國外文獻證明，接受腦死亡供腎的患者往往術后存活期更長，長期存活率更高。 　　醫院領導經研究后也支持朱有華的決定，但是，因為在我國還沒有把腦死亡作為人的死亡標準寫入法律，盡管家屬愿意捐獻，但萬一手術后發生糾紛，對醫院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我國醫學界在１９８８年最早提出腦死亡的問題，１９９９年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和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分會、《中華醫學雜志》編輯部的專家曾提出了《器官移植法（草案）》和《腦死亡標準及實施辦法（草案）》，但還未通過相關部門的最后認可與頒布。就在１９９８年北京某醫院也曾經有機會運用腦死亡病人捐獻的臟器施行腎移植手術，但考慮到法律盲點而最終沒能實施手術。 　　朱有華與院方領導焦急而周密地安排，決定“冒險”秘密開展手術！長征醫院將神經內科、神經外科和麻醉科的專家集中在一起再次對捐獻者進行系統的會診檢查，結果顯示符合國際通行的腦死亡標準。朱有華同時展開配型的篩選工作，２位分別來自上海和江蘇的患者獲得了手術機會！ 　　“當時心理上的確有壓力，但是我們相信科學，也認定我們所做的符合人道和醫學倫理。風險不在手術本身，而在于醫院和主刀醫生。我認為我的個人風險是值得冒的，至少能夠為推動腦死亡標準在我國立法做出一點貢獻。”朱有華坦言當時心情并不平靜。 　　手術順利完成！作為我國第一例腦死亡器官移植手術的成功，沒有歡呼雀躍的人群，也沒有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因為一切都在秘密中進行。朱有華在科學和醫學上一次大膽而富有意義的成功實踐就那么無聲無息地完成。 　　不但沒有鮮花和掌聲，接踵而來的是更大的壓力。事后當地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得知此事，打電話到朱有華的辦公室質疑手術的合法性，是否得到了主管部門的批示等等。朱有華致電中國科學院院士、器官移植創始人裘法祖教授，裘老聽完他的介紹后連連贊嘆，并肯定他們的做法推動了器官移植科學在我國的發展，這才讓朱有華放下心來。 　　直到２００１年２月，朱有華才對外公布了這一特殊的手術，而此時距離第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召開不足１０天的時間。顯然他不是為了給自己正名，而是借此機會再次呼吁加快腦死亡在我國的立法進程。 　　腦死亡器官移植可謂是一只會咬人的大螃蟹，為了科學為了患者，可以規避的風險，朱有華都要自己扛起來；可以獲得的榮譽，朱有華選擇沉默。他的一句話或許能夠解釋他的做法：“名利淡如水，事業重如山。” 世界屋脊活體腎移植第一例 　　在上了海拔３６００多米的高原后，朱有華發現最大的問題竟然是自己出現了高原反應，腹瀉、頭暈、失眠，腦子里似乎空空的，但這項只能成功不許失敗的任務一定要完成！ 　　大家往往以手術的成功率來評價醫術，而朱有華卻不這么看待，“如果一味地以成功率為是否實施手術的標準，那也許就會有不少的患者被拒之門外”。挑戰高難度的手術是朱有華對自己和團隊提出的要求。 　　２００４年，西藏軍區總醫院向長征醫院發函介紹該院要開展一例藏民親屬間的腎移植，但在世界屋脊高海拔的特殊環境下從來沒有實施過這類手術，而且患者的病情經受不了長途運轉和低海拔可能產生的醉氧現象，希望能邀請長征醫院的專家上高原在當地開展手術。 　　又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手術！院方領導詢問朱有華的意見，因為事關民族團結、軍民團結的大義，手術必須確保萬無一失。朱有華和同事王亞偉副教授共同研究了患者的情況和手術方案，決定承擔這項只能成功不許失敗的任務。 　　手術的供體是患者的弟弟，只有２８歲，身體十分健康；但哥哥年紀超過４０歲，在平原地區４０歲正是壯年，但是由于高原氣候導致該地區居民動脈硬化十分厲害，４０歲的人動脈硬化程度好比是６０歲的人。朱有華在上高原前做了細致的手術分析和方案。但是沒想到，在上了海拔３６００多米的高原后，他發現最大的問題竟然是自己出現了高原反應，腹瀉、頭暈、失眠，腦子里似乎空空的，走路走不快，無法提重物。這種情況下能否上手術臺，能否成功完成手術呢？ 　　技術嫻熟的朱有華最后還是和助手一起走上手術臺，受體哥哥的動脈硬化果然十分嚴重，本來朱有華打算采取端端吻合（骼內動脈與腎動脈相接）的連接方式，但他當機立斷臨時改用端側吻合（髂外動脈同腎動脈相接）的連接方式。手術成功后，兄弟倆用藏語向朱有華表示了最誠摯的謝意。八一軍旗映襯下的醫院沸騰了，高原藏民競相傳誦兄弟間的真情、解放軍醫生的高超醫術。這一例高原活體腎移植手術也成為朱有華事業上一座漂亮的里程碑。 手術臺下的“發明家” 　　為了患者術后的康復，朱有華不斷開展創新研究。每當念頭一產生，他就立即付諸行動。 　　朱有華不避諱談論失敗的病例，事實上移植手術對于病人是否能夠康復并不承擔１００％的責任，因為還涉及到術后的觀察與恢復情況。 　　１９９０年，朱有華曾經為河南洛陽的一位患者實施手術，手術本身十分成功，但是患者回到病房后大量排尿，這本來是好征兆，但是患者不久就過世了。朱有華對患者解剖后發現原來術后補液電解質未能平衡，出現電解質紊亂，患者發生嚴重低鈉血癥，導致死亡。當時的循環補液是依據尿毒癥患者的身體狀況不同而計算出來的，但實際上計算有誤就可能導致患者死亡！ 　　是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