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女兒曾經送給她一枚蜜蜂圖案的胸針，全家人都認為這個禮物恰如其人，她就如同一只辛勤的蜜蜂，一生都在不停地忙碌著。 黃翠芬老人上網查閱文獻、發送郵件都不成問題 　　記者手記 　　推開黃翠芬院士辦公室的門，記者著實吃了一驚，眼前這位坐在計算機前，熟練地操縱鼠標，在網上閱覽文獻資料的就是已經83歲的黃翠芬院士嗎？白發稀疏，精神卻是極好，身材嬌小，依稀還能聽出南方口音，眼睛不大，眼神里流轉的靈氣提示你：這是一位思維活躍的老人。 　　黃翠芬，中國工程院院士，軍事醫學科學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名譽所長。她的愛人周廷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他們是軍隊中惟一一對夫妻院士。1996年，周院士因病去世，失去了相伴一生的愛人，黃翠芬院士將悲痛掩埋在心底，把晚年大部分時光給了工作，盡管已是八旬高齡，依然堅持每天來辦公室，常常是一坐就是一整天。 　　記者問黃院士，什么時候學會用計算機的？黃院士回憶了一下，說，70多歲時，院里引進計算機，她發現，這是個很有用的工具，于是她積極參加了培訓班，遇到問題就跟年輕人請教，現在上網查閱文獻、發送E－mail都不成問題。談到她的工作內容，黃院士淡然一笑，“現在主要是帶帶研究生，具體的工作都是學生在做，我關注的是他們的研究方向”。黃院士說，自己已經退居二線了，有時間就多看看各種期刊、雜志，在信息海洋里，誰先看到有興趣的選題，誰就領先一步。她的工作就是替年輕人尋覓信息來源，從中篩選出一些有價值的課題跟學生們討論。“能做的不多了，做一點是一點吧。”黃老輕聲慢語。 　　年紀大了，視力越來越不濟，老花加散光，看書看個把小時眼睛就難受，黃老自己想了一招兒：不斷換眼鏡，到現在已經換了十幾副了。 沒有客船回國，那就偷渡吧 　　黃翠芬的家鄉在廣東臺山，她的父親是一位移居美國的華僑，大部分親屬都在美國定居。當年留學國外的她和周院士沖破重重阻撓回國的故事，今天聽起來仍然驚心動魄。 　　55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讓海外學子掀起一股歸國浪潮，黃翠芬和周廷沖也深受感染。夫婦倆攢足回國的路費，購買了儀器設備，沒想到卻受到美國移民局的刁難。移民局說，回國可以，但必須交齊在美期間的所得稅——2000美元。通過向導師求助，籌到錢后，移民局仍以種種理由拒絕簽證，這時夫婦倆才察覺美國當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那時的交通主要依賴海運，由于美國封鎖，中美之間根本沒有客輪往來，怎么辦？無奈中，夫妻倆大膽選擇偷渡。一天，黃翠芬終于打聽到一艘去亞洲的貨船，船啟航了，夫妻倆攜帶著國內急需的實驗器材，鉆進了陰冷潮濕的艙底。兩人誰也不說話，甲板上每響起腳步聲，心就突突直跳。直絞喚＃遣鷗業郊裝逕先ネ竿鈣；?BR>船在很多地方都要停，一停就是好幾天，夫妻倆在海上顛簸了56天才抵達天津大沽口海面，與來迎接他們的人會合。受原新四軍衛生部副部長宮乃泉的邀請，黃翠芬和周廷沖來到山東醫學院任教。 　　對話： 　　記者：當時，為什么甘愿冒著生命危險也一定要回國？ 　　黃翠芬：這與我們所處的時代有關。我們經歷過日軍侵華，學校幾次遷移，幾經輾轉才完成學業，不能當亡國奴的念頭從那時起就根深蒂固。以后，目睹國民黨腐敗日益嚴重，向往科學救國卻沒有條件，因而決定先去國外學點本領。在國外求學時，在愛人的影響下，加入了一些進步團體，對共產黨和國內情況有一定了解。一對比就清楚，只有共產黨才能讓國家興旺。所以新中國成立后，我們覺得應該回來了。 　　1953年周廷沖教授被調到軍事醫學科學院，次年黃翠芬教授也來到這里。在這座神秘的城堡里，一切要服從大局，論文不能發表，研究成果不能公開，著作不能公開出版，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盡管碩果累累，卻不為人所知……作為科學工作者，這要作出很大的犧牲。但黃院士淡然地說，當時有當時的情況，要服從軍事醫學的需要，我們能理解，這就是我們的選擇！ 　　 記者：您名字背后有長長一串獎項。聽說當年您所在的高中為了“壯”牌子，曾讓您一連考了8所大學，次次中榜，最終您選擇了當時著名的嶺南大學化學系。所以很多人都夸贊您天賦極好，您對自己又作何評價呢？ 　　黃翠芬：（笑）我沒那么好的天賦，只是思想活躍一點，總希望跟上時代。對于過去，我這么理解，機會給了我，我也作出了一些成績，獲了一些獎，但這是我和周圍同志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只是代表他們去領獎。我從來不去數我拿了多少獎，不去想這些獎對我有什么用。我沒有時間回憶過去，因為生物學這幾年飛速發展，整天聽到的都是令人振奮的消息，我很開心，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新情況，總在考慮怎樣才能跟上現在的發展。我閑不下來，我沒覺得我已經做完了，希望能用剩下不多的時間做點有益的事情。就拿課題方向說吧，一個人的判斷不一定準確，要和周圍的同事討論，看能否得到大家的認可。 她伸出自己的胳膊：“抽我的！” 　　1978年，當生物醫學技術對許多人來說還是一個極為陌生的領域時，黃翠芬就敏感地判斷，這是一個極具研究潛力的領域并著手籌建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第一個分子遺傳學研究室。 　　那些日子，她跑前跑后，忙得不亦樂乎：把20多個同志分別送到國內8個有名的實驗室學習，又把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兩個出國名額，讓給比較有造詣的中年知識分子，而她自己則以探親的名義，自費去美國考察。顧不上與多年未見的姐姐敘舊，每天埋首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分子遺傳研究室里。不到半年，黃翠芬與別人合作，發表了兩篇研究論文。為了獎勵她卓有成效的工作，回國時，實驗室贈送給她價值一萬美元的實驗設備、藥物試劑和實驗菌種。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牲畜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研究表明導致牲畜死亡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黃白痢疾等腸道疾病。為了攻克這一難題，黃翠芬運用基因工程，經過對30多萬頭牲畜的現場試驗，歷時十年終于研制成功幼畜腹瀉基因工程疫苗，使幼豬黃白痢疾的死亡保護率控制在90％以上。這項技術在當時被評為“國內首創、進入世界先進水平”的國家“七五”科技攻關重大成果。 　　在積累了豐富的動物實驗經驗后，黃翠芬又主持國家“863”課題人類細菌性腹瀉基因工程疫苗的研究。同樣，在她的努力下，痢疾、大腸桿菌、霍亂等疾病的疫苗一一從她手中面世。目前，這些技術都已經在中國生物制藥中廣泛應用。 　　實驗室成立初期，30多人同時申報多個研究項目，當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基因克隆有了苗頭時，為了把大家的勁兒形成合力，黃翠芬帶頭暫停了自己的研究項目，全力打造一支向“乙型肝炎核心抗原”攻關的隊伍。當實驗進入關鍵階段，急需正常人的血液做對比實驗時，黃翠芬伸出自己的胳膊：“抽我的！”僅僅兩個月，“乙型肝炎核心抗原基因克隆”速戰速決。之后，在黃翠芬的指導下，又經過序列改造，把菌株的表達能力提高了2000倍。1987年底，該課題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三年后，分子遺傳學研究室先后建立了23項分子遺傳學的新技術、新方法，其中10項獲得科技成果獎。 　　4年前，在別人早已享受天倫之樂的年齡，黃翠芬認為自己還有精力再開拓一個領域，她發現腫瘤基礎研究薄弱，便帶著學生轉向腫瘤防治的研究。 夸起年輕人一點兒也不吝嗇 學生們被她對科學的熱情感染 　　記者發現，黃老談論自己時總是很低調，甚至悄悄跟負責宣傳的同志打招呼，“這是最后一次了啊，以后不要再安排采訪我”。但她夸起年輕人來卻一點兒也不吝嗇。 　　黃君健副研究員曾是黃老的博士生，一次去西安開學術會，回來后跟老師說，他介紹的圖表和內容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做完報告后，很多人圍上來跟他討論。黃老聽說后非常高興，一整天心情都很好。采訪中，她連連對記者說，他真是一個嚴謹的人，不急于發表論文，一旦出手，別人挑不出毛病，思路也很好，能夠敏銳地捕捉關鍵問題。“他們有一點進展，我都覺得很滿意。” 　　黃老的學生楊曉研究員從國外留學回來后，在國內第一個開展基因敲除技術。看得出，黃老對楊曉也非常欣賞，“剛回來時各方面條件都不太好，房子很小，白天把電腦擱在床上，晚上搬下來，有時也覺得有點委屈他們。我總覺得，能安心在這里工作的都是很好的同志。” 　　黃老一有機會，就勸在國外留學的學生學成后回國工作，“在國外始終是為老板打工，為自己國家的發展出力，會很有成就感。要回國，就要趁早，快退休時再回來就晚了！” 　　對話： 　　記者：學生做研究卡殼了，您怎么鼓勵他們呢？ 　　黃翠芬：這種情況經常出現。有些工作容易一些，有些工作難一些，負責難一些工作的同志經常跟我說，沒拿出成果，壓力很大。我就跟他們說，不要緊，慢慢做。我不催他們，也不逼他們，我看他們是不是從精確的路線去思考，比如我現在底下有4個主要課題，有的進展快，有的進展慢，我不責備進展慢的同志，而是替他們考慮問題出在哪里。我也不強迫他們一定要發表多少篇論文，而是看他們是否勤于思考。搞科學研究是一種探索性的工作，不是預期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翻看黃老照片時，有一張照片令記者印象格外深刻。那時周院士還在世，老兩口帶著學生一起郊游，玩累了，把鞋子一脫，攤開一張桌布，席地而坐，打起撲克，其樂融融。 　　在楊曉研究員眼里，老師是一個樂觀通達的人。她說，自己常常驚訝于老師在這個年齡，對新的發展方向仍舊那么敏感，毫無疑問，這種敏感來源于勤奮和不知疲倦。讀博士時，老師就看準基因敲除技術的前景，把她送到美國學習這項技術。剛回國時，遇到一些不順心的事情，沮喪的時候就去找老師聊聊，心情會好很多，總是不自覺地被她對科學的熱情感染，總在想，她都80多了，沒有私心，心胸開闊，一切從工作出發，這種境界真的很不容易達到。她的好多學生留學回來到部隊工作，就是為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楊曉剛回國，黃老就帶著她去上海參加院士論壇，讓她開闊視野。籌建實驗室時，黃老又親自給上級領導寫信，為她爭取經費。在黃老的支持下，楊曉32歲時被破格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