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照料過的共和國歷史上那些重要的大人物一樣，多年來他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一直是個謎。由于他幾乎不接受采訪，這個謎經歷了歲月的洗禮后愈來愈使人渴望去解開。牟善初，一個把生命的4/5用于幫助別人與各種各樣的疾病去戰斗的人，在中國的最高層領導中享有頗高的知名度——這樣說并不過分，因為除毛澤東主席外，他為幾代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做過保健診療，眾多將帥彌留之際都是他堅守在床旁。 　　現在，這位九旬高齡的老人盡管在與青光眼疾病的搏斗中始終處于下風，但每天仍忙個不停。早上8點準時上班，下午6點下班，晚上看完新聞聯播節目后，伏案閱讀寫作至午夜。除此之外，每周三、五他還堅持去他服務了半個世紀的病區查房、會診，而且每次在病房里一站就是一兩個小時。 　　“我和患者的關系好似大樹離不開土地。”牟老說，“在我有生之年還能為我的病人做點事，是我最大的安慰。我的座右銘就是偉大的教育家陶行知曾說過的‘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私下調換成軍醫 　　牟善初1917年生于山東日照縣一個名叫北疃莊的鄉村家庭。父親叫牟少然，是省城濟南工業學校的一個教員，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經常面臨失業。母親是一位小腳家庭婦女，會織布縫衣，但常年疾病纏身。“我要當個好醫生為母親看病。”牟老說，這是他走上從醫路的最初動因。 　　1936年他高中畢業考入濟南齊魯大學醫學院，但因無力負擔高額學費，遂于次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公費就讀。抗戰爆發后，學校南遷，牟善初隨之輾轉重慶、成都等地。盡管學校幾經搬遷，但由于名師匯集，加上制度嚴厲、教學嚴謹，以至同一批進校的40名學生，讀完6年課程后只剩下包括牟善初在內的8名學生得以畢業。按照當時的規定，這一批畢業生的去向有“軍用”和“民用”兩個方向，8個學生不好分，便采用抓鬮的辦法決定。一心想去部隊鍛煉的牟善初抓著了“民用”的字條，另一位想去地方工作的同學卻抓著了“軍用的字條，于是兩人私下里做了調換。牟善初當上了手術隊的一名上尉軍醫。從此，在醫學領域一干就是65個春秋，先后擔任包括呼吸、心臟、腎臟、消化、腦系等專科在內的“大內科”主任，懸壺濟世，最終成為桃李遍天下的醫學大師。 　　“今之華佗”一驍將 　　“面黃如南瓜，臂瘦似絲瓜；腿細如黃瓜，腹大似冬瓜；腳未跨門檻，肚子先進屋”，這是解放前對血吸蟲病患者的形象描述。1946年，牟善初在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工作期間，一次出門診，見到一位金陵大學的學生不明原因地發燒、腹瀉、身上起風疹，一查體，發現該患者肝脾增大，白細胞在1萬以上，嗜酸性粒細胞升到30％多（正常人為1％～2％）。他驀地想起以前在學校一名教授講熱帶病課時曾提到的血吸蟲病患者特征，且患者多為生活在長江周圍的農民和經常到江里去游泳的人。經過仔細詢問患者病歷，他了解到原來 金陵大學有30多位學生參加夏令營，其間多次到江北的池塘游泳。當時，國內尚無這方面的報道，牟善初便根據患者癥狀，初步疑為“血吸蟲病”。接著，他對患者做了進一步的檢查，果然在顯微鏡下看到了血吸蟲的蟲卵。診斷證實后，馬上給藥治療，并囑咐患者回去后讓其他同學也來檢查，結果不出他所料，那一批參加夏令營的學生全都感染了血吸蟲病，后經藥物治療，全部康復。 　　新中國成立后，吹響了消滅血吸蟲病的號角。由于有治療血吸蟲病的經驗，1950年牟善初參加了華東某地血吸蟲病的防治工作，并擔任防治站副站長。其間，他結合當地的條件，因地制宜制定了一套治療血吸蟲病的措施，還首創了以心電圖及肝功能檢查方法來驗證有關藥物在治療血吸蟲病過程中對人體心臟及其他臟器損害的情況，從而摸索出新的治療方案，大大提高了療效，同時為國家培養出了一大批血吸蟲病的防治人才。1958年，我國消滅血吸蟲病取得重大突破，毛澤東主席聞訊夜不能寐，欣然寫下了那首膾炙人口的《送瘟神》，牟 善初就是毛主席所說的“今之華佗”中的一員驍將，他因杰出成就被中央軍委授予二等功一次。 　　1957年，牟善初首先在國內開展了心導管及心臟造影術檢查，為復雜的先天性心臟病的診斷和治療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配合體外循環進行心臟外科手術創造了有利條件。1958年，他協助心外科專家、大學同班同學蘇鴻熙教授開展了國內首例體外循環直視手術，成功地為一名室間隔缺損的兒童進行了體外循環修補術。該例心臟外科手術的成功，其意義不僅是醫學上的，還有政治的、外交的，一時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新華社及《人民日報》進行了專題報道。術后這名患者發育正常，至今健在。2003年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還特地為這一成功手術召開了45周年紀念大會。1958年這一年，牟善初還創建了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超聲波室，成為我國醫學超聲波最早的使用者和倡導者。 　　患者無尊卑 都是求醫人 　　“看人先看病”是牟善初多年行醫養成的特殊職業習慣。一次，一位干部到科里檢查工作，牟善初看到他穿軍衣的領子下鼓起了一個包，醫生的職業敏感立刻觸動了他，他告訴那位干部應該趕快檢查治療。對方無所謂地說，這又不痛不癢，沒關系。牟善初嚴肅地告訴他，還是早防早治好。那位干部檢查后，果如牟善初所言，因治療及時，生命得以延續了10年。 　　上世紀60年代初，牟善初在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醫療小組工作，60多位來自中國的各類專家在一個食堂里就餐。有一天吃飯時，牟善初發現身旁一位不知姓名的專家脖子上有一個拇指大小的腫塊，立即警覺這可能是惡性腫瘤轉移，如不及時進行治療，后果不堪設想。他于是叮囑這位專家去醫院檢查。這位專家到阿醫院做了檢查，被告知一切正常。但牟善初堅持讓他回國檢查，回國一檢查，確診是鼻咽癌，由于發現及時，得到了較好的治療。 　　“看病不看人，患者在我的眼里沒有貴賤高低之分，只有病情的輕重緩急之別。”牟老對筆者說。 　　“文革”期間，“反動學術權威”牟善初在海拔3200米的甘肅山丹軍馬場接受勞動改造。那是1969年，一大批北京知青來到軍馬場鑄煉紅心，一位叫程慧的女知青在3米多高的卡車上裝卸橫木，不小心一腳踩空，頭向下猛栽到結冰的地上，頓時昏迷不醒。亂作一團的人們趕緊找來一輛馬車，準備將病人送到五六十里外的場部醫院搶救。時，聞訊趕來的牟善初對病人做了初步檢查：頭部傷勢嚴重，神志不清，呼吸與脈搏均異常，危在旦夕。他清楚，如果將病人送往場部醫院順理成章，因為此時他的身份是“反動學術權威”，但他還更明白，此時病人重度昏迷，五六十里的坎坷土路，馬車一路顛簸難保病人不出意外。“病人不能送走，”牟善初堅定地說。 　　留下搶救，難度之大可想而知。連部衛生室是一間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衛生室，搶救藥品和設備什么都沒有，病人頭部重傷，傷在哪里，程度如何，都沒有客觀依據，病人心跳呼吸停止隨時可能發生。如果病人死了，他很可能再戴上另一頂帽子，罪加一等……牟善初顧不上那么許多，醫生的責任讓他拼盡全力搶救。 　　接下來的幾天幾夜，病人始終昏迷，腦水腫癥狀已經出現，牟善初既是醫生又是護士，每半小時為病人測量一次血壓、脈搏和呼吸，一分一秒不錯眼珠地觀察生命的三大體征。在昏暗的油燈下，上百毫升的甘露醇硬是由他一點一點地從血管中給病人推進去……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換取另一個生命，無高超的醫術，無仰止的醫德，難有如此的仁愛和忘我的投入…… 　　終于有一天，幸運的程慧在牟善初教授的全力施救下睜開了眼睛。從此，牟善初妙手回春的消息傳遍了整個山丹軍馬場，不管是軍馬場的職工，還是方圓百里的農牧民，無論心慌氣短還是頭痛腦熱，什么病都來找他。 　　開國元勛們的健康衛士 　　1974年，牟善初奉命由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調到解放軍總醫院，由主要負責內科醫教研工作轉為主要負責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保健工作。此后30多年里，他先后擔任了鄧小平、劉伯承、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蕭勁光、王震、楊尚昆等領導人的醫療保健組副組長或組長工作，在多次搶救中力排眾議，制定出得力有效的治療方案，被譽為“開國元勛們的健康衛士”。 　　一次，某患者因患急性大葉性肺炎，大劑量使用抗生素后，開始出現嚴重腹瀉，病情危重。來自國內的40多位專家學者圍坐在一起，進行一次又一次病例會診，大家在討論一個問題，是先治肺炎，還是先治腹瀉，先治肺炎就必須繼續使用抗生素，先治腹瀉就要停用抗生素。說到利弊，各路專家均言之鑿鑿，理由充分，說到情急處，甚至 有人拍桌子。 　　牟善初穩坐其間，耐心聽大家充分發表意見，待會場安靜下來時，他語調平和，不急不慢卻果斷地說：“停用一切治療肺炎的抗生素！”一瞬間，各路專家的目光一齊投向牟善初，有兩三分鐘沒有人再說話。此時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提出反對意見你就要承擔風險，你表示贊同意見你也要承擔風險，誰人有如此膽量呢？臨床醫療特別講究個體針對性，很難離開具體情況評論某個方法的好壞。 　　治療肺炎的抗生素全部撤了，可單純停用抗生素并不能解決病人腸道內的菌群失調，又一個難題擺在了大家面前：如何讓腸道內正常菌群恢復正常狀態？國內外尚未見任何報道。一個突發奇想的念頭在牟善初的腦海中閃現，提取正常人腸道里的細菌，通過灌腸注入到病人的腸道里。 　　當牟善初提出這個建議時，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甚覺新鮮，聞所未聞。 　　方法實施后，牟善初就住在了病房，24小時不離左右，隨時觀察病情的變化。一天，兩天，三天，病人的病情開始好轉……數十天下來，已過耳順之年的牟善初由于精神高度緊張體力消耗極大，一天，他終于昏倒在病人的病床旁。 　　“這時無論如何不能躺倒在病床上。”牟善初對自己說。現在病人的腹瀉是控制住了，肺炎也一天天好起來，但多日腹瀉導致腸胃功能還很虛弱，尚不能進行正常的食物消化，那么營養從哪里進入人體維持生理需要呢？ 　　來自四面八方的專家們又坐在了一起討論。 　　“我看可以采用大靜脈切開輸入營養，這樣可使胃腸道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復。”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