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藥上了全國藥品交易會立法缺乏打擊力度!

中國虎網 2006/9/19 0:00:00 來源:未知

　　藥品是關系到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特殊商品，其生產銷售有著規范、統一的規定和要求。然而，不法分子制售假藥的行為目前非常猖獗，其態勢向高科技、產業化方向發展。藥品造假已成為一個“風險小、成本低、投資回報率高”的“產業”。記者在追蹤有關假冒藥品案件時了解到，有關藥品打假的立法和執法上的缺陷，已成為制售假藥現象屢打不絕的重要原因。

假藥制售形成產業鏈

　　“藥品的造假，簡單到你給一個包裝、一盒藥，連配方都不用提供，需要什么樣的藥，都能給你造出來。”咸陽市藥監局稽查人員這樣說。根據稽查的結果，藥品的造假已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條。原料從中草藥市場上可以買到；加工也不需發愁：如果要大蜜丸，可以找農戶手工加工；如果要膠囊，可以找地下作坊，用壓板機進行加工；甚至包括一些保健食品生產企業、診所的制劑室都承攬來料加工。

　　今年8月，咸陽市藥品監管部門稽查人員在市區一招商樓內檢查時發現，何某正用電話聯系銷售藥品事宜，十分可疑。現場檢查發現，其室內的“中華三腎丸”等藥品沒有《藥品經營許可證》及相關證明材料。進一步調查證實，這些藥品系何某在自己家中加工的假藥。執法人員在其家中發現了各類假藥892盒，還發現了藥品膠囊板、打碼機、封口機、套殼機等造假藥用的原材料和生產機器設備。

　　造假者還為假藥度身定做“合法外衣”。在咸陽市藥監局查處的另一個案件中，湖北漢川市農民許平茂在咸陽市租住房屋，私刻公章，偽造各種證件、文件，制售假藥。案發時，辦案人員從其住所內查獲了其私刻的假冒浙江、青海、吉林、云南、寧夏藥品監督管理局廣告審查專用章5枚，青海、吉林物價部門印章2枚，浙江東昌生化制藥有限公司、青海達日中藥廠等虛假企業印章7枚和盜用國藥準字文號偽造的各種證照、文件。在現場還查獲了10公斤生產假藥用的原料粉、大量假藥包裝盒和假藥“藏腎丸”、“生精大補丸”和“藏鞭固精丸”等。經查，許平茂用藥粉和淀粉做原料生產假克拉霉素，用“偉哥粉”和中藥材做原料，非法生產假壯陽藥，銷往全國各地，案發時銷售金額達105萬元。

假冒偽劣藥品泛濫成災

　　售假者假冒或憑空捏造藥品生產經營企業的名稱，并冠以“國家高新技術企業，GMP認證企業”等名號，利用電話、網站等進行招商，大肆銷售假藥，牟取暴利。

　　“一張桌子一部電話，一堆藥盒兩個女娃。”稽查人員用這樣的話高度概括了假藥招商的慣用伎倆。在咸陽市樂育北路12號的“招商B樓”，在當地藥監部門地毯式的清查下，這個過去非常熱鬧、“業務繁忙”的招商樓大有人去樓空之感，但仍有人在“堅守陣地”，守著一部電話、一堆藥盒等待銷售代理上門。在二樓，記者看到兩個打扮入時的年輕女子站在一個敞著的辦公室門口，警惕地看著來人。記者假稱想給家人買藥，她們說：“我們不賣藥，我們只招代理”。記者看到，房間內的陳設非常簡單，一張桌子上擺著一部電話，靠墻的一張條幾上，擺滿了各種各樣的藥盒子和宣傳彩頁。

　　假藥的宣傳促銷還上了全國性的藥品交易會。在內蒙古自治區今年8月召開的“中國·呼和浩特第20屆藥品交易會”上，假藥的宣傳促銷也是熱熱鬧鬧。青海省格拉丹東藥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吉瀟龍反映，8月1日，他帶隊參加藥交會，無意間發現有人在會上明目張膽地賣他們廠所生產藥品的假藥。接著，又發現不少假冒他們廠藥品的宣傳單。在藥交會會場外，吉瀟龍找到了兩輛面包車（車號分別為陜D63562和陜D58981），有十多人從車上拿材料散發。吉瀟龍當場抓住了車主李杰。李杰承認自己以“康源保健品有限公司”的名義經營銷售假藥，已經兩年多了。

　　從有關案件查處的情況看，假藥在一些地方已然泛濫成災。咸陽市藥品監督管理局副局長馬康民介紹，在查處中發現，僅咸陽市通過鐵路發往全國各地的假藥最多時一天就達到幾千件，還不包括郵寄和公路運輸等渠道發出的假藥。在查處中，一朱姓女子一人在2003年11月到2005年6月一年半的時間內，就向咸陽市藥品經營企業推銷假藥萬余盒。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青海一位藏藥廠負責人則說，市場上假冒偽劣的藏藥十分泛濫，估計真品和假藥的比例為1：10。

　　藥監部門說，隨著打假的深入，假藥的制售又出現了新動向。一是由明轉暗，由地上轉入了地下。二是由城市中心轉向城郊農村和其他地區。城鄉結合部成為假藥的重災區，也成為藥品打假的重點區域；三是生產的規模越來越小，向家庭作坊發展演化。

　　同時，在區域藥品打假的強大聲勢下，制售假藥者也在尋找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據咸陽市藥監局掌握的情況，僅8月份，咸陽市又有幾百人前往內蒙古等地招商。藥品生產流通領域假冒偽劣泛濫和打假出現的新動向，亟待引起有關方面的高度關注。

打假執法面臨立法缺失

　　隨著藥品打假活動的深入，有關藥品打假立法方面的缺陷逐步暴露出來，并且成為制售假藥者屢打不絕的重要原因。

　　咸陽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介紹，目前很多制售假劣藥品的違法犯罪分子通過在一些大型藥品招商會上發放宣傳單或者建立網站進行“招商”，以電話方式聯絡，在地下工廠加工藥品及包裝，隨后通過郵電、鐵路等渠道發放貨物，藥品造假已成為一個“風險小、成本低、投資回報率高”的“產業”。

　　由于行政執法和司法機關刑事偵查相脫節，在執法中屢屢出現難以執法的窘境。主要表現在：一是不法分子在民宅中造假，如果他不開門你便沒有辦法；強行破門而入，他說你強闖民宅；二是即使找到制假窩點，發現造假量大，有可能涉嫌犯罪，應將當事人移交公安機關處理，但造假分子要跑，行政執法機關無權限制其人身自由，也無可奈何；三是藥品制售假藥者對外只公布電話、網址、帳號來經營假藥，由于行政執法機關沒有追查電話、帳號的權利，僅憑行政手段無法進一步查處。

　　因此，在藥品打假中出現了取證難、處理難和行政處罰落實難的“三難”。藥監部門執法是行政執法，不具備偵查手段，無拘留權，給查案工作帶來很大的難度。制售假藥者往往只以電話聯系，拒絕見面，因而查處時苦于找不到人；即便是找到人了，由于沒有查銀行帳號的權利，無法獲知制售假藥者從事違法行為涉及的金額，即使其非法所得超過了刑事處罰立案的標準，但不能取得證據也無法對其追究法律責任。咸陽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副局長馬康民說，按照《藥品管理法》，對查獲的制售假藥者處以涉案金額2-5倍的罰款。但制售假藥者一般都是空對空，根本罰不到錢，很難按法律規定處罰到位；又不夠刑事處罰。“有些造假的人非常可氣，但對他們卻一點辦法都沒有。”

　　行政執法和司法機關刑事偵查相脫節，還表現在對案件可能有不同的處理結果，甚至存在對同一案件的刑事處罰比行政處罰還要輕的怪現象。比如，發生在咸陽的許平茂私刻公章制售假冒非典藥品案，涉及金額105萬元，許平茂被咸陽市渭城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緩期執行，罰金15萬元。但若按行政處罰，罰金則應是涉案金額（105萬元）的2-5倍，那就遠遠不止是15萬元了。

　　咸陽市藥監局稽查科副科長趙漢寧說：“包括假藥在內的各類制假之所以屢打不絕，不是因為行政處罰太輕或者以罰代管，關鍵是在立法上，存在著執法中無法可依的問題。比如，按照《藥品管理法》的規定，當事人有義務配合檢查，但配合到什么程度，沒有限定范圍；讓他來接受檢查，人家不來，我們也沒有辦法約束他；如果強行帶人，又會涉嫌限制人身自由。”

　　另外，《刑法》意義上的假藥和《藥品管理法》上規定的假藥，其內涵和外延都不一樣。《刑法》規定，假藥是指已造成和足以造成人體傷害的藥；但目前的造假，很難直接造成傷害事實；假藥雖然不治病，但也不會把人吃死。也正因為如此，對藥品案件的刑事處理取證太難。很多行政上按照制售假藥處理的，到了刑事處理階段，都只能以制售假劣商品行為進行處理。

　　因此，有關專家建議，國家從宏觀上應考慮對制售假冒偽劣藥品的行為進行綜合治理。首先是在立法上，將《刑法》意義上的“假藥”和《藥品管理法》上規定的“假藥”兩者概念統一起來，便于行政執法和公安執法相銜接；對藥品制假人員，要加大刑事打擊的力度，給予藥品監管部門一些必要的手段。其次，政府有關部門應協調配合，制定統一規范的操作方法，比如特殊物資的郵寄和運輸要接受特殊行業主管部門的檢查，特別是食品、藥品和保健品的運輸，應接受行業主管的檢查；工商、技監、藥監、公安等部門要明確權限，在打假手段的運用、案件的處理移交等環節有章可循，以形成打假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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