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第18次藥品降價方案可能于本月底公布。國家發改委有關人士披露：發改委正在制定一系列挑戰醫藥潛規則的配套新政，包括對政府定價藥品執行兩年一次的價格調整機制，對自主定價藥品進行價格干預，對部分藥品進行原料成本核算等。另一個重要措施則是，鑒于80%的藥品銷售都發生在醫院，本次降價將從醫院入手。
挑戰醫藥潛規則？
經過從1996年至今的連續17次藥品降價，“藥品降價”一詞已經成為令人笑不出來的黑色幽默。一次次“越降越漲”的現實，已經讓有關部門屢屢蒙羞，使越來越多的人們不再敢相信任何“藥品降價”的承諾。毋需諱言，前17次藥品降價，其實都是以失敗告終的。客觀看本次披露出來的諸項措施，較前17次確已有了相當的進步，譬如像對部分藥品進行原料成本核算、對自主定價藥品進行價格干預、降低醫院加價并消滅大處方等構想，若是真能推行，大概確實能起到“刺刀見紅”的效果。
不過，射人射馬，擒賊擒王——這些有望“刺刀見紅”的措施，是否真能刺中藥價虛高的“心臟”呢？全面看來，這第18次降價的諸項措施固然讓人們可以有一定期待，然而卻仍有未能命中要害之感，似乎并未抓住問題的焦點。
正如發改委自己所說，此一系列“配套新政”的主要作用是要“挑戰醫藥潛規則”。但這些披露出來的“新政”，給人的感覺恰恰是對“醫藥潛規則”少有觸及，甚或是有意回避——“醫藥潛規則”在何處體現最多、最嚴重？眾所周知，是在新藥審批領域、流通領域和定價領域。隨著近期國家藥監局一干人的“出事”，審批領域的諸多貓膩已經昭然于天下，此處自是勿需贅言。在流通領域，有權威數據表明，現今許多藥品的出廠價并不高，但從出廠到患者手中，竟會漲價10倍甚至20倍。可以說，正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藥品批發公司和許多的“醫藥代表”擾亂了市場，哄抬了藥價。既是如此，為何不將這些 作為“新政”的針對重點、痛下狠招？譬如，何不干脆取締這些中間公司，讓藥品實現直銷呢？
在藥品的定價領域，更是有著許多令人眼花繚亂啼笑皆非的亂象。已經有 眾多事實表明，許多藥品被各地發改委、物價局、衛生局等部門共同定出的價格，其所謂的“批發價”甚至比一般藥店的零售價還要高。那么，此次的“配套新政”，有沒有從根本上反思藥品定價為何如此荒唐的原因？
滿足公眾和政府預期？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表示，我國藥品價格管理辦法的初稿已經完成，今后可能每兩年對藥品價格進行一次調整，對市場定價的藥品也將實行政府干預。認為在醫藥價格管理上存在的主要問題、主要根源是道德問題和制度設計問題。
我們知道，醫藥市場是典型的不完全競爭市場，一是因為藥品生產具有強烈的專業性，二是因為生產企業對藥品具有壟斷權，三是因為醫生處方對藥品銷售形成了一定壟斷權，加之藥品療效的滯后性、醫生和病人之間對藥品信息的不對稱性，都造成了藥品降價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但藥品價格的規制過程是一個利益的沖突與矛盾到協調或整合的過程，需要各種力量在博弈和溝通中達成共識，這就需要提供制度平臺，實現利益表達、博弈和調控的制度化，提供開放的合法的利益表達渠道。基于此，每兩年對藥品價格進行一次調整，對市場定價的藥品也將實行政府干預，就具有了積極的意義，表明了管理者對現存制度的評估和對制度重新安排的預期利益。
不過，在輿論一致抨擊“醫院靠藥品賺錢”、“以藥養醫”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出售藥品幾乎是所有醫院主要的收入來源”的今天，兩年對藥品的一次調整，能否達到公眾和政府的預期呢？調整后的藥品價格是高還是低，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理性看待藥價“囚徒困境”
◆公眾的參與和信息的透明
筆者以為，要消除藥價虛高，在認定醫藥價格管理上存在制度設計問題的前提下，信息能否公開透明和公眾參與博弈的程度就成為能否達到公眾預期的決定因素。
從1996年至今，國家先后對藥價進行了17次降價，累計降價額度400余億元，但市民卻全無體會。以致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發出了“即使再降價17次，體現在市場上仍然沒動靜”的感嘆！原因何在？在此，我們應該注意到制度設計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不是一個道德困境，而是一個行為困境，是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矛盾的永恒悲劇。博弈論認為，制度是個人經過多次博弈所得的均衡解，只有所有當事人都具有平等的討價還價的機會與能力，才能最終達到制度均衡，否則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單獨走出困境。所以，公眾的參與和信息的透明，決定著兩年調整一次藥品價格的成效。只有在信息透明和公眾參與博弈的前提下，才能促使制度達到公眾的預期。
制度的功能即在于提供一套幫助人們走出不合作囚徒困境的激勵機制，通過權利、責任的配置和懲罰規則的實施，誘導個人選擇社會認可的最優行為。但制度的供給方也是“囚徒”之一，制度設計不能不受到制度設計者自身條件的約束。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和缺少公眾參與，導致藥品價格無法達到預期，換句話說，在沒有作為囚徒困境之另一方的公眾的博弈的情況下，制度的實際效力難免大打折扣，遭遇被抵制、修正、規避的命運也不難理解，“大處方”的出現實質上就是囚徒困境的產物。
既然已經承認道德問題和制度設計問題是醫藥價格管理上存在的主要問題和主要根源，那么就可以認為管理者對制度有了新的預期，而這個預期能否與公眾對制度預期達成契合，讓公眾參與博弈和保證信息的透明就成為決定因素。
◆醫療體制設計的改變
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其一，生產源頭上的新藥審批、監管體制。近年來國家發改委的藥品降價措施不少，累計降價達17次之多，可為什么實際的效果卻微乎其微——好處總落不到百姓頭上呢？顯然，藥價所以不能真正降下來，關鍵不在于是否有降價措施，或者是臨時性降價還是定期調控，而在于，藥品審批、監管的源頭出了問題。
而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