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即將實施的新勞動合同法讓中國人力資源工作者、企業負責人如坐針氈，嚴陣以待，從立法階段一些外企人力資源協會以聲明撤資中國相威脅，到近期華為先辭后聘最終不了了之的極端事件就可以看出九州商界已然是：新法欲來，風滿樓。 　　新勞動合同法的出臺到底是摧毀企業的駭人風暴？還是春雨貴如油的良性布局？ 　　在媒體和網絡上，新法所涉及的不同利益群體也都從自己的利害與認識出發，表現出要么質疑、要么抵觸、要么麻木觀望的態度。但筆者卻從政府主管部門對華為集體辭職事件處理的閑庭信步，以及17大報告中，看到了政府的特別用意與決心。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帶給中國社會和企業界的將是更深遠的積極影響。 　　點睛之筆，產業升級的巨龍全盤激活 　　產業升級的概念被政府、專家和媒體無數次的提起。簡單講，產業升級就是從目前的低利潤、不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結構升級轉移到更持續、利潤更大、更低能耗的產業結構。對中國大部分制造業企業來說，產業升級就是提高創新能力，做利潤更大的自主品牌，賣到全國、全世界。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意味著就業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但更長的產業鏈條，則提供了更多的創業機會… 對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而言，落后必然挨打，中國不可能再閉關鎖國，不去參與全球競爭，歷史的腳步誰也無法阻擋。政府多年來不僅在倡導，更在政策、稅收、資金扶持上給了太多支持，但我們回頭審視，為什么優惠政策和支持都始終沒有讓升級成功？為什么敢說，一部新勞動合同法就能全盤激活產業升級的巨龍？原因很簡單，當不需要為深化管理投入、不需要為創新投入、不需要為人力結構和人力儲備投入，僅僅靠資本和資源投入，利用廉價的甚至是沒有保護的勞動力，就能賺取暴利的情況下，作為趨利避害的企業，面對需要費力升級才能獲得的優惠政策和支持是沒有什么動力的。很多有意愿升級的企業也擔心在這樣的環境下，升級的優勢無法得到體現，而觀望徘徊。 　　新勞動合同法的頒布讓很多企業認為這是過度偏袒員工的政策，會削弱企業的積極性和競爭力。的確，筆者認為新法就是要削弱那些早應該被淘汰企業的積極性和競爭力。政府早已看出，這類以盤剝勞動力為經濟增長的模式，增長潛力不足，增值速度緩慢，效力低下，其對國民經濟的負面影響也越發凸顯，就業無序、產值低下、能耗巨大、內部創新不足、產品溢價能力差、擾亂市場秩序，是這類企業的統一寫照。為有效控制這類企業繼續過度投入、過度集中所帶來的產業和金融風險，以及控制資源重復浪費的局面，政府在金融、稅收、工商開辦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新勞動合同法的頒布與實施，無疑對產業升級的巨龍起到了畫龍點睛之筆。 　　太極推手，以創業帶動就業，打造橄欖型社會 　　很多人質疑，新勞動合同法會抑制企業的發展，抑制財富創造的動力，抑制企業雇用更多的員工，就業問題會更加突出。其實不然，17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要建設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社會，并給出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方向：創業帶動就業。這是更高層面、更高效力的就業和創富布局。 　　很多人對創業的理解往往還局限于自己開家店、和朋友合伙做個生意。其實，“創業”的含義已有很大延伸，創業可以發生在企業或組織各個發展階段，包括：新建或組織戰略調整時、并購或重組時、大型國企改制或非營利公共部門組建等。此外，治理結構和管控模式先進的企業，其內部也存在著活躍的創業活動。創業更是一種發現、分析、推演并行動的過程，它為機會所驅動，并積極尋求運用更富效力的方法來捕獲機會。 　　新法頒布實施后，企業為減少勞資壓力和可能的損失，勢必要重新審視當前所有崗位及員工對組織目標的價值。一方面要防止確有價值的員工流失，一方面要砍掉在勞動力成本低廉時設立的低價值崗位。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企業和他們所面對的市場環境正處在孕育、發展的階段，企業戰略目標和業務觸角都在動態的伸展和變化之中，不斷審視治理結構和管控模式不僅僅是為應對一次新勞動合同法。因此，如何快速對治理結構和管控模式進行動態的調整和快速的部署，將迫使變化中的中國企業深化組織備力的實現。 　　新法實施后。一方面，企業如何激發有價值員工的更大潛能并留住他們將變得迫在眉睫。如組織備力所強調的，企業應重建生產力關系，在機制上為員工提供更寬廣的發展平臺和生產力關系。也就是說，讓有價值的員工通過實現價值成為企業股權利益的分享者、合伙人。另一方面，如何判定無價值或低價值的部門及崗位，以及如何消除這些成本也擺在企業管理者面前。組織備力指出，企業應委托專業機構，積極參與孵化可供自身運用的外包服務來消除不必要的勞資風險和成本。我們不難想像，企業在具備組織備力后，將形成支持內部創業和充分外包的最優公司治理結構和管控模式。 　　新法實施將加快推動產業升級，企業外包核心價值外的部門和崗位需求將大幅增加，更多有相關產業經驗的專業人員將加入創業大軍，以新的更有生產力的社會分配關系來滿足不斷加長的產業鏈。 　　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從某種意義上講，將是中國允許私營經濟創造財富后的再一次解放生產力，它將有效配合17大提出的戰略目標，避免財富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改善社會創富結構，催生更多的中產階級。 　　上善若水，落后的工作、生產方式的能耗與污染或可改觀 　　勞動力成本過于低廉甚至人力資源得不到必要保護，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會肆無忌憚的扭曲發展。過低的勞動力成本，導致企業在管理、營銷、工藝、技術、能耗控制上挖潛的動力不高，這更使產品的附加價值難以提升，利潤微薄。通過提高單位產能來提高利潤，需要較高的技術和設備投入，在人力成本太低的刺激下，貪婪的人們，靠不停復制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產模式來追求規模，以求獲取更多微利。伴隨而來的只有更低的利潤，更多的低劣復制和更高的能耗、更多的污染… 　　我們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已經過大。2006年，按現行匯率初步測算，中國GDP總量占世界的比重約5.5%，但重要能源資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卻較高，比如能源消耗24.6億噸標準煤，占世界的15%左右；鋼消費量為3.88億噸，占30%；水泥消耗12.4億噸，占54%。在中國很多地區的城鄉結合部和鄉鎮村落，小冶煉廠、小造紙廠、皮革作坊、印染電鍍等高能耗、高污染的投資和增長速度仍然無法得到抑制，大量的沒有保障的廉價勞動力隨手可得，無形中刺激著這類作坊和工廠主的投資動力。 　　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雖然勞動者法律意識較強，勞動監察執法嚴格，但相對新法的保護，以前的勞動力成本仍然顯得低廉。各類企業和公司改善管理手段和工作方式的動力明顯不足，這直接反應在擁堵的交通、令人窒息的汽車尾氣上。據調查，北京人每天平均花費在上班路上的時間平均為2.5小時，很多人為了保住一份工作甚至擠出薪水在單位附近高價租房。 　　相比較北美和西歐發達國家，《幸福》雜志中推選的最大的100家公司，全部都采用了在家上班的全新工作方式和管理手段。IBM因推廣在家上班，僅在美國東北部地區，在不動產上，年節約費用便達7000萬美元。另據歐洲相關人力資源調查，在家工作通常比在辦公室上班可提高效率10%～20%；殘疾人就業比率也得以大幅提高；而員工也更愿意為這種新工作方式放棄一些薪水。 　　歐美的經驗表明，當勞動力成本提高了，企業在法律的壓力引導下，會想盡辦法順應勞資關系，盡力合理改變工作方式，來保持較低的勞動力成本，轉化壓力為收益。 　　讓員工盡量在家辦公，進而外包更多工作，并充分利用低耗能，環保的信息技術來支持協同辦公。而員工不用天天跑很遠到單位上班，不僅節省了在路途上奔走的時間，更節省了車輛和汽油的消耗，還可減輕交通壓力，并減輕因汽車尾氣造成的城市污染，的確是一舉多得。人力資源不在低廉和唾手可得，僅依賴能源和資源的高消耗、高污染的低端產業就難以獲得收益，要么消亡要么升級，暫時的損失，換來的是資源和能源得以更好的分配和充分的利用。新勞動合同法對緩解我國能源和環境壓力也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 　　蝴蝶效應，內需拉動、增進民資內部循環 　　隨著全球經濟放緩，中國以全球制造為主的代工貿易經濟受到嚴重挑戰。同時，海外資本大鱷也在加速以各種金融手段掠奪中國的改革成果，國家金融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國家希望有更多具有核心競爭能力和品牌創新能力的卓越企業涌現，一方面打開內需，一方面讓民間資本在內部循環，享受本土經濟發展的紅利。 　　的確，拉動內需最大的關鍵就是要推動出更多有能力面對中國市場、中國消費者的具有創新力、品牌力的卓越企業，而不是簡單的出口轉內銷加“國產商標”。這就需要更多中國企業、代工企業從以往為全球服務的部門型企業升級為深諳中國市場的控制型企業，而以往較低層面的不穩定的勞資關系、人才結構和管控模式，不足以幫助企業形成一個持久穩定的創新組織。 　　新法的實施讓普通民眾減少了很多后顧之憂，無形中刺激了消費潛力，同時還會降低民眾對金融獲利的投機沖動。在德國和日本，民眾的投資都十分理性和穩妥，其嚴格穩定的勞資關系，讓民眾在沒有后顧之憂的情況下，更容易對投資方向作出準確的判斷。 　　總之，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對于解決當前一系列社會問題具有特殊的積極作用。低估政府的決心，僥幸觀望并認為新法會實施不動，或者會有所調整的企業或人力資源工作者，列車準點出發，遲到后果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