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插隊知青刻苦學習成為一名學者，最終成為一名部長的故事。 　　38年前，初中畢業只有17歲的陳竺，和那個年代大多數同齡人一樣，從大都市上海來到江西農村插隊。 　　那些躬耕農田的日子，他抓住一切機會讀書。他喜歡醫學，他的理想是成為一名醫生。命運眷顧了他，他成為了一名赤腳醫生，并進入一所衛生學校深造。由此，他開始步入醫學的殿堂。 　　2007年6月，當年的赤腳醫生陳竺成為衛生部部長，并是改革開放后首個出任政府部長的無黨派人士。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更大的舞臺。 　　一個好學的知青 　　30多年前的夜晚，江西省信豐縣山香村，收工的知青有的早早上床休息，有的出門找當地老鄉聊天。一間窄小的土坯房里透出一點燈光。一個年輕人，在蚊帳中，借著煤油燈微弱的光亮，翻看《中國建設》。這個年輕人就是后來成為衛生部長的陳竺。 　　當時的陳竺在信豐縣山香村插隊。多年后，他的老師———中科院院士、上海血液學研究所所長王振義回憶說，上山下鄉的那幾年，書籍一直是陳竺最好的伴侶。 　　陳竺1953年出生在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上海第二醫學院（現名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的教授，他還有一弟一妹。1970年，17歲的陳竺初中畢業后，來到江西農村插隊。 　　從小受父母的熏陶，陳竺一直喜歡醫學，他希望有機會能做一名醫生。 　　白天，他和其他知青一起在田間勞動；晚上，他就著微弱的煤油燈光，看父母從上海寄來的醫學書或者英語書。當地的老鄉都記得，陳竺的蚊帳被煤油燈熏得烏黑，有次還差點燒著了。 　　陳竺學習英語的方式很“獨特”。他看英文版的《毛主席語錄》，這使得他安全地度過了檢查；他每月從7元的生活費里省出一元買《中國建設》，從中找出醫學報道，自己翻譯成英文，寄回上海給父親，父親修改后再回寄給他。 　　1974年，在信豐縣山香村呆了4年的陳竺，成了當地一名赤腳醫生。王振義說，“當地老鄉對他評價很好，說他醫術好、心腸熱。他也說過，赤腳醫生的經歷讓他覺得知識很重要。” 　　當赤腳醫生一年后，在當地領導的推薦下，陳竺來到江西省上饒衛生學校讀書，兩年后他畢業留校任教。因為他專業知識扎實，業務出色，很快，他得到學校領導推薦來到上海瑞金醫院進修。 　　在瑞金醫院，他遇到了王振義。“當時我覺得這個年輕人雖然只有中專學歷，但人聰明，知識豐富。于是鼓勵他繼續深造。”王振義說，1978年，征得瑞金醫院領導同意后，陳竺以同等學力者身份報考了王振義的碩士研究生。 　　當時是恢復研究生考試的第一年，在眾多考生中，中專畢業的陳竺總分第一名；當時獲得第二名的，是后來成為他妻子的陳賽娟。 　　轉攻分子生物學 　　研究生畢業后，陳竺留在瑞金醫院工作。1984年，他憑借扎實的專業功底和優異的外語成績，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首批赴法國擔任住院醫生的人選，當時他主攻的方向是血液學。 　　在法國求學時，他經常到相鄰的分子生物學實驗室“串門”，因此對分子生物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隨后，陳竺決定暫時放下手頭研究的課題，開始分子生物學的學習和研究，填補我國這個領域的空白。就這樣他專攻分子生物學，并成為了巴黎圣·路易醫院血液學中心實驗室的博士。 　　兩年后，妻子陳賽娟將2歲的兒子留在國內，來到陳竺所在的實驗室攻讀細胞遺傳學博士學位。夫妻二人所在實驗室的燈總是最后一個熄滅，他們的絕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讀書和做實驗上面。最終，他們的兩篇論文得到了導師的肯定。 　　“陳竺夫婦在法國留學生中非常有人緣。”王振義說，雖然拿到了獎學金，但陳竺夫婦的生活并不寬裕，因為只要有中國的留學生找去，他們都不惜傾囊相助，為同胞安排好食宿。 　　緊張的求學生活，使得陳竺夫婦很少有時間和留在國內的兒子交流。1987年，陳竺夫婦隨法國代表團訪華。回到家中，年幼的兒子根本不認識他倆。 　　1989年，陳竺夫婦決定回國。法國的導師極力勸他們留下來，并承諾會有更好的條件和前景。當時，陳竺身邊的一些中國學生留在了法國。 　　陳竺還是回到了祖國。他的博士畢業論文扉頁上寫有工整的楷體字“獻給我的祖國”。他說：“要讓科研成果長在自己的國土上。” 　　抱著試劑回國 　　1989年7月3日，陳竺夫婦帶著一個大箱子從巴黎乘飛機回了上海。 　　在虹橋機場，瑞金醫院的同事們以為箱子里裝的是國內買不到的香水、數碼產品等物，但陳竺說，箱子里全是法國同事送的科研試劑，還有用導師專門為他們從法國抗癌基金會申請的10萬法郎購買的科研器材。 　　王振義說，“這些東西在當時的中國是找不到的。為看好試劑，在阿聯酋轉機時，陳竺兩口子特意申請留在飛機上，沒有下飛機活動。” 　　瑞金醫院特批了40平方米的兩個病房給陳竺做實驗室，用于研究分子生物學。這個實驗室，只有幾張桌子，很少的科研器材。由于經費有限，陳竺夫婦只得借用別人的冰箱存放試劑。一周后，冰箱出現故障，試劑全部報廢。 　　同事們都很惋惜，“但陳竺沒有氣餒，仍然自己創造條件努力實驗。” 　　陳竺的博士生張慶華說，當年陳竺導師騎著三輪車滿城跑，尋找最好的科研試劑和器材。在瑞金醫院血液學研究所，陳竺是其中一個課題組的負責人。陳竺帶領這個課題組，經過多次臨床實踐和實驗，成功詮釋了急性早右粒細胞白血病的發病原理。不久后，他們又闡明了用“砒霜”治療急性早右粒細胞白血病非常有效，譜寫了醫學界的新篇章。 　　王振義說，現在血液學研究所的科研條件，比陳竺在時好很多。“但是對他（陳竺）來說，科研環境并不起決定作用，他一直是個執著的科學家。” 　　一個嚴格的博導 　　在搞科研的同時，陳竺還帶著研究生。 　　張慶華早在讀碩士研究生時，就去聽過陳竺的課，“他從不照本宣科，總是結合國際最新的研究成果來講，十分生動，又能讓學生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1996年，張慶華考了博士，師從陳竺進行分子生物學研究。他說，他知道陳竺是個對學生要求嚴格的人，但是學生中流行一句話，“如果導師不批評你，只能說明你沒有希望。” 　　當了陳竺的學生后，張慶華領略了陳竺的嚴格。他的實驗報告拿給陳竺，兩天后，陳竺一定會給他電話，對報告提出問題，每一個問題都切中肯綮。“一篇報告，三個月后，陳老師還能記得其中的細節部分。我想，這不僅是因為他聰明，更因為他對學生有很強的責任心。” 　　血液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每周開一次讀書報告會。陳竺任中科院副院長前，幾乎每周都到會，參與學生們的討論。有時候他會帶一篇國際最新的學術論文，讓每人朗讀一段，他再就文中重點內容進行提問。 　　張慶華覺得這種方式令他受益匪淺。“這是陳老師有意地培養我們的思維方式和科研意識。參加完兩次讀書報告會后，看書時我不再漫無目的，而是學會了帶著問題和思考去理解。” 　　分子生物學的博士，很大一部分碩士時攻讀醫學。張慶華的一個師兄，因為對分子生物學不熟悉，被陳竺安排多次實驗。“有一天我經過實驗室，看到師兄實驗進行不下去了。陳老師在旁邊滿臉笑容，手把手教他做。當時陳老師已經是中科院院士了，科研工作十分繁忙，但他還是手把手教學生。 　　從師三年，張慶華只去過陳竺家一次。那是1998年春節后，他和幾名同學一起去給陳竺夫婦拜年。一推門，張慶華只覺得“這哪是一個院士的家”，陳竺的家里擺放的是半舊的木質家具，極為簡樸。 　　96級陳竺的博士生有兩名，張慶華是其中一名，現任生物芯片上海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另一名留美數年后回國，進入“科學院百人計劃”之列。 　　王振義說，衡量一名教師的標準，學生的成就不可忽略。 　　出鏡平息非典恐慌 　　1997年，陳竺在浦東新區牽頭成立了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南方研究中心）。該研究中心辦公室副主任林穎是被陳竺招聘進來的。 　　林穎回憶說，通過筆試后，作為南方研究中心主任、法人代表的陳竺負責面試他。“雖然我只是應聘行政管理工作，但他（陳竺）的每個問題都和分子生物的專業知識相關。面試回來我額頭出汗了，感覺他是個非常嚴謹、務實的科學家，很隨和，沒有領導的架子。” 　　作為國家863計劃人類基因組重大項目和973計劃疾病基因組研究項目的首席科學家，陳竺負責領導南方研究中心，積極開展與人類健康和疾病相關的基因組研究工作，同時，與我國其他基因組中心共同承擔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HGP）的部分測序工作。中國是繼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之后正式加入人類基因組測序計劃的第6個國家，也是唯一的發展中國家，承擔了人類基因組1%的測序任務。 　　1999年中秋節，南方研究中心的測序任務進入攻堅階段。陳竺早早來到辦公室，全天指導和陪同員工工作。同事回憶，當天陳竺和中心科研人員共進午餐時發表講話，給在一線努力工作的科研人員鼓勁加油，還自掏腰包給大家買月餅。 　　一年后，陳竺被任命為中科院副院長，從上海轉戰到北京，主管生物技術局和國際合作局。2003年春，非典在廣東開始肆虐，而后蔓延到全國。 　　陳竺看到了這種病情的可怕，于是組織科研人員對其進行研究。5月，國家防治非典科技公關領導小組成立了，中科院副院長陳竺提供了自己的意見，被任命為副組長。接著，他帶領12名專家，奔赴非典的起源地和重災區廣州和香港。 　　在廣東，陳竺面戴口罩，兩天內走遍了所有的重災區，考察了廣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等隔離病房，最快拿到了非典病源標本，使得中科院最早公布了非典的病源基因結構。 　　在香港，由于對非典并不了解，人們情緒恐慌。陳竺和香港政府、醫學界專家見面后，接受了電視臺的采訪，把非典可能的發病原因、傳播途徑、注意事項等通過媒體告知了市民，緩和了恐慌情緒。 　　2003年7月，非典疫情平息。在所有人終于松口氣的時候，陳竺聯合21名院士上書國務院，呼吁加大公共衛生研究、改革公共衛生管理體制、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等。 　　4年后，他成為衛生部長。 以上是轉載的文章 “如果您想購買或代理藥品最好先上相關網站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