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虎網 2009/10/20 13:25:52 來源:
未知
和其他所有計劃資源一樣，中國的醫療資源分布，從中央輻射到地方，從城市分流到農村，資源分配的不均衡，造成分配體系最末端往往難以得到醫療資源質量保障。
北京，作為金字塔的最頂端，聚焦著絕大多數的知名專家和頂尖
儀器。
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訪般層層逆向而上，由農村看到城鎮，由城鎮流向省會，最后形成進京看病的大軍。
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方來英8月透露，北京一年的“專家號”約178萬個，而2008年希望得到專家提供高質量醫療服務的人數則為1.2億，其中有70%以上是來自于外地。進京看病大軍加劇北京醫療資源緊缺的同時，也催生了龐大的看病經濟圈和寄生產業。
一個只需14元的“專家號”，經號販之手竟被炒至上千元。附生在走樣的醫療體制上的號販，在供求極端失衡下，給沒有關系的進京看病者一個“市場途徑”。10月 11日，衛生部醫管司表示，
醫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機構合作開展預約掛號。這意味著號販在未來或許有“轉正”成為正規中介的可能，然而如何確保醫療體系公平給予患者救治，仍將是一個難解之題。
10月1日的早晨，電視機里正在直播天安門廣場上雄偉壯觀的閱兵儀式。40歲的沈盛華帶著兒子董健，從圍坐在旅社前臺那破舊的電視人墻中，艱難地擠開一條縫。
從小患有自閉癥，8歲的董健連“媽媽”這個簡單的問候，都來得困難。9月26日，求醫無門的沈盛華，一個人帶著兒子，從山東蓬萊老家來到了北京。
體面而盛大的閱兵儀式，與這對母子無關，從昏暗而帶有霉味的地下室出來，他們要小心翼翼地越過馬路，到對面的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簡稱北醫三院）再做一次磁療。
同一天，江蘇徐州的蔡建超和患紅斑狼瘡的妻子張雪梅，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車。張雪梅的紅斑狼瘡發作已經半個多月，徐州的醫生束手無策，北京是這對夫婦最后的希望。
在中國，醫療資源和其他所有計劃資源一樣，通過中央層層輻射到地方，從城市最后分配向農村，分配體系最末端往往意味著醫療資源質量最難以得到保障。目前，中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醫院。而北京，作為金字塔的最頂端，聚集著絕大多數的知名專家和頂尖儀器。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訪一般，層層逆向而上，由農村到城鎮，由城鎮流向省會，最后形成進京看病的大匯流。
進京看病的洪流加劇了北京醫療資源的緊缺。根據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方來英8月19日提供的數據，北京一年的“專家號”僅約178萬個，而2008年希望得到專家提供高質量醫療服務的人數則為1.2億，較前年增長12%。這其中，有70%以上是來自外地。
為了治病，董健跟著他的媽媽，張雪梅跟著他的丈夫踏上了旅程。
他們不知道一趟趟開往首都北京的火車上，有幾人與他們一樣，為的是抓住生命那根稻草，但是，為了回到正常人的生活，更為了撿回一條性命，他們毅然選擇了一條擁堵的路。
看病“村落”
在海淀區的花園北路，常年擁堵，人頭攢動的街道上站滿了操各地方言的人們，這是一條北京出租車司機都會刻意繞開的路。路的北邊是北醫三院，中國最繁忙的幾大醫院之一，路的南邊是塔院小區和郵科小區，從全國各地蜂擁而至的病人，已經把這兩個普通的北京社區徹底改造成了一個“住院部”。地下室、社區里的招待所和賓館，都擠滿了等待看病的人們，甚至連民居，也大部分被出租一空。
在北京協和醫院、北醫三院、積水潭醫院、天壇醫院的周邊都形成了規模不一的“看病村”。這里常年聚居著像沈盛華、蔡建超這樣的外來家庭，為了治病，他們有的干脆在這里永久地住了下來。進京的病人構建了這些區域的經濟形態，補品店、
藥店、
醫療器械店、小旅社、號販子圍繞著“看病”這個主題，形成了一個個的“看病經濟圈”，甚至臨近小區的房價也因此高漲至每平方米2萬到3萬元。
離開家鄉，到大城市寄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董健的舅舅是沈盛華進京看病的最大反對者。一個在農村原本過得體面的家庭因為
疾病變得貧困不堪，在幾年的求醫過程中，沈盛華的左眼急瞎了，右耳也聽不到聲音，他希望妹妹沈盛華把錢省下來，再生一個。沈盛華沒有聽從勸告，她留下句“你心疼的是你妹，我心疼的是我的孩子”就踏上了進京看病的路。
東北人、山東人和河北唐山人基本壟斷了北京醫院周邊的住宿市場，一種沒有營業執照的家庭式旅館很受病友歡迎。旅館就開設在普通居民樓里，從外面看和普通北京社區的房子沒有區別。進入房間里，就會發現住滿了各種各樣的人，他們大部分來自中國北方，為了治病臨時拼住在了一起。
在塔院小區開設旅館已五年的老板“蔣姐”，帶記者看了一處3室1廳的民宅，里面住著三戶人家，都是等待就醫的病人，每個房間每天收費120元，廳里的床鋪收費每天30元。蔣姐經營的幾處居所主要服務“生殖科”人群，對于孕婦還提供專門的營養服務，每天交25元，蔣姐負責照顧孕婦飲食，包括每周末的一小碗雞湯。另外房間里的廚房和廚具也供病人自由使用，只需要付燃氣費。
在塔院小區，沈盛華收到了蔣姐遞過來的卡片。在知道沈盛華經濟困難之后，蔣姐轉而向她介紹起廉價的地下室。
并不是所有人都住得起賓館和家庭式旅館，更多的來自于農村的病人像沈盛華那樣，被推向地下室。地下室的收費相對來說便宜得多，房間的價格在每天40元左右，如果只是單租床鋪就更便宜，包月只要700元。在一家地下室，記者看到40平方米不到的屋子擠滿了5戶人家，中間只用簾子隔開，生活都暴露在公共空間里。連地下室也住不起的病人則露宿在外，夜里他們時常帶著鋪蓋直接睡在醫院的掛號大廳。
20平方米，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桌子，不透光，一打開門霉味撲鼻。在地下室轉悠了一圈之后，沈盛華還是決定住下來。
在生命和體面之間，沈盛華決定，更多的錢留給孩子看病。
規則與潛規則
對蔡建超來說，住宿并不是什么大問題。他是地方鄉鎮干部，妻子是小學語文老師，都是“有單位”的人，在無數上京看病的人中，他們是相對有財力的幸運者。
不過他很快發現，上京看病需要運用的人脈資源，遠遠超出一個鄉鎮干部的活動能力。
他于10月4日、5日和6日，分別到協和醫院西院排隊掛號，最終都無功而返。第一天，他早上6點半趕到醫院時，隊伍已經蜿蜒至掛號廳門口；第二天凌晨2點，他再次趕到協和，發現打地鋪排隊的人躺了一地，保安告訴他，這些人都是前一天的中午就開始排隊。
在排隊無果的情況下，他只能放下面子開始尋找“關系”。他找了在北京軍區、公安部、林業部、農業部工作的老鄉們，結果發現沒有醫院內部的關系根本進不去。
蔡建超很難想像世界上有這樣擁擠的醫院，在他的老家沛縣，醫院冷清得很，病人輕易就能掛上號打針吃藥，有的時候，醫生閑極無聊就在科室里打起牌來。不過地方醫院的能力讓他深深質疑，醫療事故時有耳聞，到徐州看病幾乎是當地人治療感冒以外疾病的選擇。鄰居告訴他，再不行，就上北京去。
排隊意味著等待，“關系”也走不通，蔡建超找不出更好的辦法掛號了，最后的途徑只能是金錢。
剛到北京的那天，他在協和東院遇到過幾個號販子，要價200元-800元不等的中介費。他撥通了號販子的手機，對方告訴他西院的風濕免疫科最近掛不上，因為不久前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剛剛曝光過這里，號販子都撤到了東院。
一開始他有些看不起號販子，現在他突然又有些恨起記者來。在賓館里躺著的張雪梅經不起等待，在地方醫院大量地使用激素治療，已經使她下肢的蛋白質大量流失。現在她連路都走不動了，精神狀態也處在崩潰的邊緣。
帶著兒子去過青島、南昌看病的沈盛華，也從來沒見過如此規模的看病人群，北醫三院門口繞幾圈的掛號長隊令她感到震驚。
只不過沒有關系和錢，她唯一的選擇就是排隊，從前一天中午開始徹夜地排隊，只要到得足夠早，只要排在她前面的人少于放出的掛號數，并且前頭沒有太多加塞的壯漢，她就能拿到一張和醫生見面的紙片。
“你排隊也別想拿到號，我們有專門的人晝夜排隊。”《南都周刊》記者自稱有親戚要看病接觸了多位號販，一位自稱“張偉”的號販子明確告訴記者，交錢會使一切變得順利起來。
張偉說，需要哪位專家的號，只要該專家沒有出國開會照常上班，頭一天預約，第二天就能找他見面拿號，手續費視專家名氣、職稱和出診數量的多少而定。如果只要求看上病，不挑醫生，價格相對便宜，在200元-400元之間，如果一定要看知名專家，最高要價可能達到1000元以上，北京各大三甲醫院的價格相差不多。
目前國內門診正式的掛號價格相當低廉，普通門診知名專家僅為14元，正教授是9元，副教授7元，主治醫師5元，住院醫師4.5元。這一價格從30年前由物價部門制定至今都沒有發生改變。
巨大的供需缺口，巨額的差價，催生了掛號買賣的黑市。
在北京幾大醫院門口，層層分工、組織嚴密的號販子網絡已經形成。一位在北醫三院周邊開旅社的唐山老板告訴記者：號販集團里有老大、二號販子、三號販子和四號販子，四號販子是最底層的，一般他們偶爾也會自己排隊掛號，更經常的是以每人每天30元的價格雇傭在京待工的外地人晝夜排隊。每一級號販向上一級號販提交一部分提成。
一個醫院諱莫如深、醫生和號販心照不宣的事實是——看病權最終在醫生手上，掛號只是看病規則中醫患見面的途徑，而在現實中，醫生可以臨時加號。一個號販子告訴記者：通常如果放出10個號，那就意味著起碼還有5個左右的號可“靈活運用”。在協和醫院東院和積水潭醫院，記者都看到一些沒掛上號的病人，直接向號販子繳納400元獲得了醫生的加號。
張偉告訴記者，一個號賺得的300塊錢左右利潤，其中起碼有一半作為醫生的紅包，另有三分之一交給自己的上線，剩下的才歸其所得。
事實上比掛號更困難的是入院，北京部分三甲醫院住院部床位長期接近飽和。多名住院病人向記者反映，為住院并盡早實施手術，他們只能通過紅包的方式打點關系。其中一位北京本地的腫瘤患者稱向某知名三甲醫院醫生支付了1萬，半個月后才住院，一周之后進行手術。“1萬基本上是‘市場價’，而且只是把你優先，也不能保證你馬上住上。”
正式規則無力約束的領域，關系、金錢、權力成為主流，這一切構成了一條榨干病人口袋的流水線。
為解決掛號難的問題，打擊號販子，政府部門也采取過一些措施。北京市衛生局在8月份宣布，從9月份起，在不取消門廳掛號服務的基礎上，北京市所有三級醫院將開展實名預約掛號服務，并逐步推廣至二級醫院，重點放在推動復診和社區轉診患者的預約掛號工作，醫療機構不得擅自提高收費
標準或增加收費項目。
然而，北京市衛生局長方來英也坦承，實施預約掛號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患者掛專家號難的問題。
國務院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試點評估專家組成員劉國恩認為，在現有條件下，從技術層面上解決號販子倒號賣號的問題是不可能的，號販子只是附生在走樣的醫療體制上的一個瘤子，真正的問題在于無法填補的醫療資源供應缺口和失衡的資源配置。
北京協和醫院的專家曾小峰更為悲觀，“在病人看不完的情況下，醫院最近幾年新推出網絡預約功能基本等于作廢。”
昂貴的進京之旅
曾小峰從1984年畢業進入北京協和醫院工作一直到現在。在他印象中，從那個時候起，協和醫院就有很多全國各地來求醫的人。
實際上從1950年代起，就不斷有全國各地的病人到北京看病，北醫三院的生殖科和協和醫院的骨科從那時開始就人滿為患。到了1990年代初，隨著城市和農村的醫療水平迅速拉開，病人數量又有明顯的增加。鐵路發展和小旅社放開經營也相對降低了人們進京的成本。
但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花費在看病和
藥品上的成本也在急劇上升。
在北京，2008年門診病人人均次費用公立三級醫院高達368元，遠超過全國衛生部署和省屬醫院的281.5和219元。同年北京三級醫院住院病人人均次住院費用要17015元，比全國部屬、省屬醫院達到13980和11080元都要高很多。
沈盛華在山東蓬萊農村家中，主要經濟來源是5畝地里糧食和經濟作物，還有丈夫在外的打工收入，每年合計1萬多。而過去3年間，沈盛華在董健身上已花去65000元的
醫藥費。
對蔡建超這樣的城鎮中高收入者來說，等待成本同樣十分高昂。兩個人在北京吃住費用一天大約在300元左右，而到北京一周之后，他依然沒能給妻子掛上號，隨著國慶長假的結束，他不得不向單位領導又申請了一周的假期。在積水潭醫院，記者遇到一對來自青島的工薪夫婦，他們到北京給兒子看病，做完CT后需要等待3天的時間才能知道檢驗結果，根據結果再決定進一步如何治療，最后夫妻二人不得不放棄等待，帶著孩子飛回青島。
即使擠進公立醫院，昂貴的醫藥費用也讓普通家庭承擔不起。一個公開的“秘密”是大部分醫院的收益與賣出藥品的多少掛鉤。1979年開始的醫院市場化改革，國家允許醫院在藥品中提取15%的加價。于是，醫院通過鼓勵醫生開大處方，才能獲得更多的收益，有一些醫院的科室獎金甚至是基于開藥數量。北京市衛生局長方來英介紹：“在我們目前的體制下，藥品是維持醫院正常運作的重要來源。如果一個醫院一年收入10個億，藥品收入就占到5個億。”
一位要求匿名的來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在京女患者，向記者出示了其9月份在朝陽區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住院費用，賬單顯示：總費用為35421.53元，其中藥物費用為16174.91元，占總費用的46%以上。醫生推薦她服用一種抗癌藥物，眼鏡盒大小，每套120粒，價格是25500元，并告誡她要見藥效起碼服用一年以上，最后她購買了3個月的用量。上述的35421.53元的總費用，并未包括該藥物費用。
現有醫保體制的隔閡，也在急劇縮緊著進京病人的錢包。對很多人來說，低劣的地方醫療資源讓他們希望渺茫，而進京看病就意味著自己掏錢。
沈盛華參加蓬萊當地的新農村合作醫療，每年交費50元，但如果病人到外地就醫，費用便無法報銷。前述來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進京患者也反映，她在京就醫費用回當地很難報銷，最后她只拿到12500元的報銷費用，中間有5300多元用于疏通醫保單位關系。
性命與金錢之間是一個兩難的抉擇，而現狀十分殘酷。于是很多地方來的病人到大醫院只是確認一下病情，然后就回家繼續種地等待最終死亡。
制度下的“雙輸”
當沈盛華和蔡建超這些病人，被一張薄薄的掛號紙擋在醫院之外時，辦公室里的醫生面對擁擠的病人同樣苦不堪言。
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有名醫和專家扎堆于大城市，但各個社區都有水平不遜于專家的全科醫生，公眾看病首先是去社區看全科醫生。全科醫生解決不了，再轉診到上一級專科醫生，專科醫生解決不了的病，要預約大醫院的專家會診。這個過程大約有一兩個月。大醫院根本不設門診，只接受轉診。
海量的進京看病人群帶來的沖擊，已經令北京三甲醫院醫生成為全世界勞動量最大的群體之一。
以協和醫院變態反應科為例，10個大夫每年看6萬個病人，最多的時候這十個大夫一天看350多個病人。北京協和醫院變態反應科主任尹佳說：“這里大部分病人都是從外地來找協和醫生解決疑難雜癥的，手上的病例經常厚得像一部長篇小說。”
以風濕免疫科為例，全國加起來專科數量僅在50-100個之間，卻有多達1億的患者，其中數百萬的患者聚集到北京看病。曾小峰是北京協和醫院風濕免疫科的專家，他向記者介紹了他一周的基本工作：四個半天的門診，兩次病房巡查時間，數次行政會議，數次學術會議，另有6-7名博士生的教學任務，還有一個“十一五”科技項目課題，他認為，“看病難”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偽問題，真正的情況是以北京為代表的大城市大醫院的醫生忙得要死，而地方醫院卻閑得發慌瀕臨倒閉，說到底是資源結構不均衡的問題。
北京市衛生局局長方來英在接受北京城市服務管理廣播采訪時也提道：“北京的醫院特別是像協和這樣的，還有像專科很強的醫院，有些醫院70%的門診和住院病人是來自外埠，但是我們作為首都必須要為這些外地的朋友提供服務，我們實際上是在面向全國提供服務。”大量外來病人讓“首都”不堪重負，北京常住人口的醫療資源也大量被擠占，一次普通的感冒發燒的診斷和治療，通常都會花去普通市民半天以上的時間。
與巨大的工作量相對，醫生們也在抱怨，付出的醫療服務并沒有在正式渠道上得到足夠的回報。醫生基本工資由國家人事部統一標準制定，正教授級別工資為3000元，另一部分收入是科室獎金，與醫院效益掛鉤，好的醫院一般在3000-4000元左右。此外掛號也能獲得提成，但掛號費用相當低廉。“有時候一個病人輾轉多家醫院最后來到了協和，排一夜的隊掛了14塊錢的號，等著協和大夫的最后診斷。我們的大夫得花很長的時間來看他那厚厚的病歷，然后決定出這個病應該怎么治，病人滿意而歸，但是我們醫院只有14塊錢的掛號費的提成收入，除了這14塊錢之外什么也沒有。”尹佳說。北京協和醫院風濕免疫科曾小峰甚至抱怨，“現實
中醫生出一次診比理一次發還便宜”。
緊張的醫療資源和失衡的資源結構，也導致了近年來病患關系緊張加劇。“我有時去網上看，也有很多病人罵我，說看病時間太短”，曾小峰說：“我很理解病人通宵排隊才換來一次就診機會，他想獲得更多的診斷時間，協和的愿望也是讓更多的病人能看上病，但是當病人達到一定數量，分配在每個病人身上的就診時間就少。”
曾小峰有時候感到很奇怪，在他剛工作的1980年代，并沒有那么多的醫療糾紛。那時候到協和來看病的人也排隊，但沒有現在這么多，病人十分尊重醫生的工作，醫生也專心醫務，很少分心。
“現在經常有報道說醫生見死不救，實際上是制度上出了問題”，曾小峰舉例說，“來了病人要急診，要搶救，必須到藥房里取藥，醫生自己也沒辦法，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赤手空拳怎么救啊？有一些好心的醫生最后還得給病人墊錢。”自負贏虧的醫院本身的困境變得十分突出，一位協和醫院的專家向記者算了筆賬，整個醫院有5000
名醫生，每年看的病人以千萬計，而國家每年給的撥款，只有2000多萬，如果要使醫院支出和收益基本打平，撥款起碼應在2億左右。
劉國恩認為，國家出于保護老百姓的“善意”而進行的價格管制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雙輸的結果。對病人而言，很難享受到低掛號費用的福利，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得不向號販子交更多的錢。而對于醫生來說，提供醫療服務卻沒有得到足夠的激勵，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很多醫生不得不更多轉向從“灰色收入”彌補勞動價值。
轉折關頭
來自農村的沈盛華和小城鎮的蔡建超，在蔓生的林林總總的醫療環節中忍耐并買單。最終在沈盛華的當面懇求下，醫生給她直接掛上了號，而蔡建超最終也艱難地通過“關系”獲得醫生的聯系方式看上了病。
在附生于現有醫療資源條件和制度下的機構遮蔽下，他們看不到層層疊疊的制度下不同人的困境。他們唯一明確的就是，帶家人去北京，在那里找專家看上病。
4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正式發布，像沈盛華和蔡建超家庭這樣的個體遭遇，最終將成為檢驗中國醫療制度是否合理，保障是否健全的重要指標。
關于醫改走向，一直存在以政府主導和進行市場改革的爭論，但不論是主張政府主導還是主張市場改革的專家，所能達成的有限共識是：“政府投入嚴重不足，醫療資源供不應求”是目前中國所有醫療問題的核心癥結所在。
劉國恩向記者提供了一組數據：在全國層面上，目前醫院獲得的來自財政的撥款占總開支不足10%，在二級醫院大概是13%-14%。“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四川某個邊遠縣的一家醫院，縣財政能夠撥給他的錢是多少？盡管中央這次提出了3年投入8500億，中央財政出3400億，地方財政還要出5100億，這更多的壓在縣級、區級，尤其是縣級。所以公共財政預算約束問題一直會是一個大的挑戰。”
北京，這個全國醫療資源的金字塔頂上演的進京看病的一幕幕，只是失衡的供需和走樣的醫療體制的一個縮影。
醫改方案北師大版本的主筆顧昕認為，讓所有人都“有病能醫”，不能再回歸計劃經濟的老路，而應該走向全民醫療保險、探索政府購買醫療服務的道路。
在全國，一些新的試驗已經開始。10月11日媒體報道，衛生部醫管司表示，醫院可以和第三方中介機構合作開展預約掛號。這意味著張偉這樣的號販，在未來或許有“轉正”成為正規中介公司的可能。同日，衛生部醫政司副司長趙明鋼表示，將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等開展優化服務流程、合理利用醫療資源試點工作，今后門急診可以先診療后結算。
對上千萬進京看病的人來說，童健只是其中失語的一個，無數過往病人中可以忽略不計的一個，但對沈盛華來說，他是全部痛苦和幸福的源泉。
10月11日的傍晚，沈盛華站在塔院小區里，看著童健騎羊角球做平衡訓練，她決定要用漫長的生命和精力來治好這個孩子。頭發蓬亂的沈盛華，眼神明亮而堅定，“這個病得慢慢治。”
她和兒子的北京治病之旅還在繼續，代價不菲。（文中董健為未成年人，故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