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看著農村醫改一步步走過來的，2003年農村新型合作醫療（下稱新農合）開始執行了以后，籌資標準從最初的30元到后來的50元、80元提高到120元，如今達到250元，成效是明顯的，步伐非常快！”汪春蘭說。
中國首輪市場化醫改之后，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已經日益突出，在醫院為人民看病的汪春蘭感受非常的明顯，“有的農民治療到一半被抬走了，因為沒錢，看著非常心酸。”汪春蘭說。
其實，我國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就有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當時，汪春蘭記得每個村都有一個集體的衛生室，農民花很少的錢就能治療一些常見的病，在當時被譽為用集體經濟解決數億農民看病問題的典范之舉。
為解決農民看病難的問題，1998年，汪春蘭遞交了她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第一份議案就是《動用國債資金建立中西部地區農民大病保險的建議》，之后又陸續提出《農村建立新型合作醫療體系勢在必行、刻不容緩的建議》、《建議從源頭解決“看病難”問題》等。
安徽省是勞務輸出大省，從農村來到城市的農民工也引起了她的關注。“我記得，有一個18歲的男孩子，在上班的第7天，大拇指就被電鋸切掉了，當時找到了我。”男孩當場就問汪春蘭，“要花多少錢？”汪春蘭初算后讓他準備1萬多元，男孩當場哭了。原來，工廠的老板開始給了5000塊錢讓男孩自己去就醫，之后又加了2000塊就走掉了。2002年，汪春蘭作為領銜人，聯合其他35名全國人大代表一道，聯名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工權益保護法》的議案，農民工權益問題首次在全國兩會上討論。
汪春蘭所在的醫院是合肥市的三級甲等醫院，也是全省最大的醫院。作為整形外科醫生，她的病人一般都是天生畸形的，這些病在農村比較多，另外就是后天工傷、車禍造成的殘肢等。汪春蘭說，這些人大部分是來自基層，“他們的生活在看病過程中我都能了解到”。
有人對汪春蘭說，你怎么跟農村沒完沒了？她對《中國經濟周刊》說，她對農村是有感情的。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她曾下放到農村當“赤腳教師”，在那兩年中，她真正感受到農民的樸實和善良，農村就是她的第二故鄉。
新醫改為何“養閑”？
如今，在鄉鎮中心衛生院、村衛生室，安徽省的基層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已經推行一年多了。而在實際了解中，改革伴隨的種種問題已開始浮現，這讓汪春蘭急在心頭。
2009年3月啟動的“新醫改”將“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作為五大任務之一。按照國家要求，縣（市、區）的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取消15%的藥品加價，實行基本藥物零差率銷售。
“以藥補醫的機制是長期形成的，現實中，藥品加價比例非常高，鄉鎮衛生院普遍達到60%以上，村衛生室達到80%以上，如果僅僅取消15%的藥品加價，難以根本改變現狀，人民群眾得到的實惠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全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人員、收入、藥品加成等方面差異很大，補多少？怎么補？”安徽省醫改辦主任沈衛國指出了現實。
另外，新醫改后，國家規定了醫院必須按照統一的
醫藥目錄作為基礎藥品用藥，但是，在執行過程中，藥品的效果卻打了折扣。“你比如說感冒藥，鄉鎮農民最常用的‘三九感冒靈\’就沒有，而一些廠家生產的感冒靈才四塊多，便宜是便宜，老百姓不愛用。”另外，醫改規定了基本的藥品目錄范圍太窄，慢性病、高血壓、老年病患者及小兒用藥、急診藥品少，老百姓就買不到合適的藥，而醫務人員看病也受到局限。
汪春蘭在下鄉鎮調研中還發現，新醫改后皖南的一家鎮
醫院竟然出現病床閑置的現象，而其他鄉鎮中心醫院也同樣存在。
“這是全縣最好的一家鄉鎮衛生院，病房還帶有衛生間，條件很好，但是沒有病人。”汪春蘭告訴記者，近年來，國家在鄉鎮醫院的診療設施上投入很大，但是新醫改后，部分基層醫院的手術病人和住院病人銳減。
對于這一奇怪現象，汪春蘭開始走訪調查。原來，以前新農合只能在住院時報銷，而如今門診看病也能部分報銷，很多病人買了藥就拿回家治療了。
造成鄉鎮醫院資源閑置的另一個原因是醫院職責不明。新醫改前，醫院為了獲取收益，能夠解決的病癥和手術都留在醫院，而如今回歸公益性之后，資金來源于財政，鄉鎮醫院就把一些可以完成的手術推給了上級醫院，規避風險。
“比如一些宮外孕、腦淤血的手術，為什么醫改前可以做，醫改后就不能做了呢？”對于問題，汪春蘭針砭時弊。她建議，設立基層醫療風險基金，讓醫療工作人員各司其職，消除后顧之憂。
農村醫療人才之困
在基層醫改中，公共服務成為基層醫療機構的重要職能，并與人員考核掛鉤。因此，很大一部分基本醫療的人力被抽調去做公共服務，包括落實農村居民
健康檔案管理及服務，普及衛生保健常識，實施重點人群及重點場所健康教育，開展健康指導等等。
但基本醫療服務反而被忽略了。汪春蘭說，要擺正公共服務和基本醫療的關系，績效不僅要和公共服務掛鉤，更要與基本醫療掛鉤，而且要以基本醫療為抓手，來帶動公共服務。
現實中，基層醫療人員的待遇偏低，導致基層醫院的醫療服務人員大多是專科生，本科生都很少。“有些鄉鎮醫院醫務人員的工資才1000多塊錢，這大大限制了基層醫院的技術和服務水平。”汪春蘭告訴記者。
如此，基層很難吸引一些優秀的醫務人員。“剛開始也有本科生來，但由于剛剛大學畢業，缺乏經驗，一方面，人們對他們的診療技術也不信任；另一方面，他們也缺乏進步的動力。后來，也都離開了。”汪春蘭惋惜地說。
為此，汪春蘭建議，政府部門要制定短中長期的規劃，構建基層醫療
人才培養的長效機制，定期開展對社區醫務人員的免費技能培訓。另外，還可以派遣有實力的醫療隊長期駐扎在基層，開展幫扶幫帶工作。一方面使患者實現就近就醫，緩解上級醫院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取得了老百姓對于本土醫生的信任，真正實現“小病進社區、大病不出縣”的目標。（姜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