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藥物制度已經在50%左右的政府辦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實施，基本藥物價格平均下降30%，這是我們已看到的成效。但品種太少，不能滿足公眾的基本需求，也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陜西協同生殖醫學研究所所長董協良委員說。

 

　　湖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副廳長龔建明委員說，目前湖南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使用的藥品一般有500多種，但現行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僅307種，其中用于常見病、多發病防治的藥品不到290種，加上市級增補目錄，也不到380種。他認為，基本藥物目錄品種偏少導致有些鄉鎮中心衛生院相關診療業務無法開展，使患者被迫到上級醫療機構就診，既制約了鄉鎮中心衛生院的發展，又加重了基層患者的醫藥費用負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風濕免疫科名譽主任滕玉芬委員告訴記者，目前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人數眾多，而甲氨蝶呤作為首選治療藥物價格低廉，效果肯定，但該藥卻沒有列入基本藥物目錄。

 

　　針對基本藥物目錄增補問題，農工黨中央專門提出建議，基本藥物品種應該與基本醫療服務相配套，特別是要在明確基本醫療服務包的基礎上，結合各地實際健康需求和相對成本效益綜合考慮。

 

 

　　基本藥物制度實施后，不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虧損嚴重，這是否會影響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對于基本藥物制度的執行力度？這是很多代表、委員的擔憂。

 

　　一位委員說，他所在的省曾對基層做過一個調查，發現一個50萬人口的縣，算上新農合的籌資、公共衛生服務配套經費再加上基本藥物制度的零差率補償，一年大概需要縣財政掏1400萬元。而對于不少縣來說，每年的新增財政也就兩三千萬元，是名副其實的“吃飯財政”，1000多萬元的投入他們很難負擔得起。

 

　　這位委員說，表面上看來，基本藥物制度只是一項單純的藥物政策，但它引發的連鎖反應直接觸及“以藥養醫”的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要推行這項制度，需要先解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人員編制問題、績效考核及鄉鎮衛生院債務等問題。“有一個省，每家衛生院都有100萬元左右債務。只有綜合解決了這些問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才不會被壓垮，基本藥物制度也才能實實在在地落地。”

 

　　全國政協委員、福建省南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簡少玉提出，推行基本藥物制度，需在政府承擔起相應責任的同時，探索醫保補償、藥事服務費補償、獎勵補償等多種補償形式。適當提高部分醫療服務項目的價格，從而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

 

 

　　來自藥企的人大代表們在敏感捕捉到政策信號的同時，對基本藥物價格似乎表現出了群體焦慮。

 

　　神威藥業董事長李振江代表說，從目前已完成的安徽省基藥招標和正在進行的四川省、山東省基藥招標看，經濟技術標門檻偏低，即通過技術標的企業數量很多，有些品種通過技術標的企業高達上百家，并未真正區分出企業的技術實力和質量水平，實際上已經失去了設置技術標的意義。

 

　　石藥集團董事長蔡東晨代表認為，現在的基本藥物招標中唯低價是取的傾向直接導致了不正常的“藥價虛低”。事實上，“藥價虛低”比藥價虛高更危險，因為它在造成藥品長期發展不可持續、影響基本藥物供應的同時，還隱藏著更大的質量安全風險。以頭孢曲松在安徽和山東兩個省的招標結果為例，安徽中標價是1.25元，山東中標價1.22元，這是成品藥的價格。而原料藥的價格就已經在每公斤1000元上下，正常分裝一瓶是1.1克，就是1.1元，瓶子8分錢、丁基膠塞0.13元，其余的紙盒、標簽全都不算，最低成本就已經超過了1.2元，按照中標價怎么可能做得下來，又怎么能夠保證供應？他認為，就藥品而言，安全是第一位的，有效是第二位的。如果招標變成了一味的壓價，只是讓價格最低的品種進入，這對公眾和制藥行業來說，都不是最理性的選擇。

 

　　李振江代表建議，完善基本藥物招標采購“雙信封制”，提高技術標門檻，綜合考慮質量和價格兩方面因素，真正體現“質量優先，價格合理”，避免惡意價格競爭，使基本藥物的生產真正向優勢大企業傾斜，以提高基本藥物的產品質量，實現基藥生產的規模化和集約化，保證藥品質量和公眾用藥安全，也保證基本藥物制度的順利實施。（王丹 孫夢 劉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