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中用人的一個總綱領是要求“德才兼備”。“才”當然是指人所具有的各方面的才干;“德”則是古人所強調的“忠孝仁義信”。

  雖然從表面看來，曹操用人偏重于“才”，他發布的三次求賢令 都貫穿著唯才是舉的思想，曹操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然而，這僅僅是為了擴大招攬人才的范圍。在真正面臨取舍時，作為一個人才戰略家，曹操還是將人才的德行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

  曹操對盡忠守孝的人的解釋是：一個孝順父母的人，難道會不忠于君主嗎?一個忠于故主的人如果為我所用，難道就不能忠于我嗎?因而作為曹魏集團的最高統治者，他用人最看重的是“忠孝”。而身處亂世之中，其本人的出身又非士族，故而不看中人才的仁信與其它方面，曹操斬呂布而釋張遼就是一個明證。曹操于下邳城生擒呂布及其部將張遼，呂布驍勇善戰，當世無敵，但背主棄義，品行低劣，故曹操殺之而不敢用之;張遼乃呂布部將，忠心事主，慷慨求死，曹操反而舍衣賜坐，張遼遂降，終其一生為曹操馳騁疆場，并立下了汗馬功勞。曹操可謂知人也。

  曹操知人之明，亦由其慎用司馬懿為逆證。終曹操一生，司馬氏不得重用，只因曹操知其心高志大，權重必生二心，而曹操之孫曹睿，竟然托孤于司馬懿，司馬氏固才智高絕，足以輔佐朝政，然其父子三人專權跋扈，不遜于董卓、曹操當年。背義賣主，盡殺曹氏宗族，操縱幼君于股掌之上，后終以晉代魏，足見曹睿所托非人。

  觀東吳托孤亦然，孫權將死，托孤于太傅諸葛悖諸葛恪乃諸葛瑾長子，幼年早慧，聰穎過人，甚得孫權器重。才固過矣，然德未必盡然。諸葛瑾見其才盡露于外，嘆其“非保家之子” 。諸葛亮亦知“恪性疏”，書至陸遜，謂其不可典主糧谷。爾后諸葛恪竟然盡掌東吳軍政大權。適逢魏軍南侵，破魏于東興，并試圖乘勝直取中原，結果攻城不下，大敗而歸。身為主將，軍敗不先責己，而恐朝臣議論，收集眾官將過失，威懾群僚，并任用親信統領御林軍。終被東吳宗室孫峻誘而殺之，全家遭滅門之禍。

  而觀白帝城劉備托孤于孔明，可謂得人矣。同是以幼君托老臣，諸葛亮職雖為臣，代君行令，事凡庸之主，攝一國之政。令出于相府而不出于宮廷。觀其表象，與魏、吳托孤又有何不同?然而諸葛亮不單有管仲之才，更有周公之義;諸葛亮專權而不失禮，行法嚴而國人悅服，此不同于司馬氏之處;諸葛亮己有功則讓下屬，下游闕則躬其咎，攻戰失利則上表罪己，自貶丞相，此不同于諸葛恪之處。故而上能不生疑心，下能不興流言。才高卻多謙遜，功高但不壓主，諸葛亮可謂德才兼備，而劉備可謂是知人得人之人。

  諸葛亮本人用人也是堅持德才兼備、德重于才的用人標準。他為蜀漢推薦、提拔了不少忠直之士、英俊之才。《三國志-蜀志-姜維傳》里，裴松之曾在注里引用郭頒的《世語》：時蜀之官皆天下英浚諸葛亮力薦的龐統、法正、蔣琬、劉巴、姜維、向寵等一大批優秀人才，他們以對蜀國的忠貞不吠非凡才干而著稱，并在軍政的重要位置上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貢獻。

  諸葛亮在世之時，雖重用魏延、楊儀二人，深知二人皆有過人之才，然其密表劉禪曰：魏延“性矜高”，楊儀“性狷狹” 。在他看來，兩人都不能團結人，是有才“缺德”;他在世尚可制衡二人，他去世則無人制之。所以諸葛亮臨終遺表屬意蔣琬咨政，姜維領兵。諸葛亮在《與蔣琬書》中稱姜維“既有膽義，又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 ，而才兼過人 。 ”諸葛亮雖死，蔣琬、姜維等共同輔佐劉禪，使蜀國邊境無虞達29年之久。蜀國地小偏安，仍能以數萬之眾連連采取攻勢，使魏國的數十萬軍隊只能堅守，要不是蜀主孱弱，天下還不定是誰的呢。

  諸葛亮不僅重于實踐，更圍繞用人這個問題，從理論上進行探討和總結，從而大大豐富了中國古代的用人思想，這對于現代如何鑒定、培育和使用人才也具有借鑒意義。他的著作《將苑》就集中體現了他注重德才兼備的用人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