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吳孟超出門診，門診部主任滿曉波就揪心。好不容易見到大夫，病人總是反反復復地傾訴，生怕醫生沒聽明白自己的病情，但吳老一個上午要看10個病人，其中大多數還要親自做B超吶。
冬天查房，吳孟超會叮囑學生，先把聽診器焐熱了。每次為病人做完檢查，他都幫他們把衣服拉好、把腰帶系好，彎下腰把鞋子放到最容易穿的地方。每個大年初一早上9點，他會準時出現在病房，雙手握住病人的手，一個不落地向每個在這里住院的人道一聲：“新年好！”
集體會診，大家一致認為應該開刀。吳孟超會一個個詢問，你們都說開刀，麻醉選擇什么？器官插管準備好了沒？肚子開了拉不上怎么辦？他要求大家像放電影般一步步預想手術過程，想好了，才能確定做不做、怎么做。
即使手術方案已經無誤，手術前一天，吳孟超還會與B超室醫生一起再次進行病灶確認。晚上躺在床上，他會拿著B超圖設想手術部位的三維畫面。第二天進了手術室，還要再讀一次片。
但，吳孟超往往會比所有人提前20分鐘到達。洗手，規定時間3分鐘，他要洗上5分鐘，還管別人——“你怎么這么快就洗完了？”腫瘤切除了，他還不走，坐下看學生們縫合——“你怎么選那么粗的線？間距是不是太大了？”
他說，醫院是治病救人的，怎么能想著從病人身上撈錢？
農民、工人、學生……吳孟超救治過的病人，很多成了他一生的朋友。
蔣聲和兩次手術時隔33年，都是吳孟超主刀。醫院大樓建成，吳孟超過生日，這位八旬
老人都會從浙江趕來。
5年前成功手術的女孩尚蕾蕾，結婚時給吳孟超寄來喜糖，生了孩子又送來紅蛋。
還有朱科娜，來到吳孟超身邊當了一名護士。28年前，當她是一個出生僅4個月的嬰孩時，正是吳爺爺冒著巨大風險為她切除了肝臟腫瘤。
——那次手術，又是一次震驚醫學界的“世界之最”！
“我看重的不是創造奇跡，而是救治生命。”吳孟超說，“醫生沒有挑選病人的權利，只有為患者解除病痛的義務。如果過多考慮自己的名利得失，無數病人就可能在我們的猶豫中抱憾離世。”
大愛無言。
國家使命
“我們能不能把‘肝癌大國’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
“我們建議，以‘兩彈一星’和‘神舟六號’攻關精神和運行機制為榜樣，組成打破部門界限、學科界限的肝癌攻關協作組……”
2006年春天，吳孟超聯合其他6位院士向國家有關部委呈送報告。
此時，他剛剛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醫學家。
站在人生輝煌的頂點上，吳孟超牽掛的是整個民族的未來。
中國集中了占全世界半數左右的肝癌病人，每年有新發肝癌病例近40萬。盡管我國肝癌術后5年生存率已從上個世紀70年代的15%提到了今天的50%至60%，僅靠手術和各個單位的分散工作，發病率的下降和治愈率的提高仍然十分有限。
報告引起重視。很快，衛生部將肝病研究納入“十一五”重大傳染病專項。2010年的最后一天，“國家肝癌科學中心”正式落戶上海。吳孟超多年來設想的“集團會戰”有了全國性的項目和平臺，中國肝癌治療的“航空母艦”即將起航。
“我們能不能把‘肝癌大國’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從吳孟超發出第一聲追問至今，已過去半個世紀。
“吳老邁出的每一步，都緊扣時代脈搏，是我國肝膽外科事業的里程碑。”第二軍醫大學政委陳錦華說。
半個世紀前，中國的肝膽外科事業，正是從吳孟超和他的同事們手中艱難起步。
世界第一例肝臟手術發生在100多年前的德國。到了20世紀50年初，中國的肝膽外科領域還是一片空白。一個日本醫學代表團訪華時斷言，中國的肝臟外科要達到日本的水平，至少也要二三十年！
在聽到這句話的當晚，吳孟超向學校寫報告，闡述向肝臟外科禁區進軍的重要性與緊迫性。末了，寫上16個大字——“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奮發圖強，勇攀高峰。”很快，他率領“三人小組”開始了肝臟外科的探索。
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作為代表參加會議的吳孟超，欣喜地迎接著科學的春天。第二軍醫大學成立了我國第一個肝膽外科，吳孟超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他先后培養出的260多名碩士生、博士生，成為了我國肝膽外科的骨干。
上個世紀90年代，在吳孟超的建議下，肝膽外科擴充為肝膽外科醫院。又過了幾年，這所醫院進一步發展為獨立的專科醫院和研究所。這個世界一流、國內最大的“院所合一”肝膽基地，有一個響亮的名字——“東方”……
“中華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東方，我們的科研沒有理由不站到世界的最前沿！”這是一位卓越醫生的大志，這是一位科學大家的眼光，更是一位老共產黨員心系國家和民族的情懷！
“開刀頂多是開一個、救一個，沒有基礎研究，我們就不能真正搞通導致肝癌的病因病理，更找不出徹底解決肝癌的辦法。”吳孟超堅信，臨床與基礎研究是腫瘤診治的兩翼。
“文革”結束，當人們都對“手術刀”充滿向往時，他卻鼓勵一些學生轉向基礎研究。
他在全國率先成立了實驗室。就是從那間逢下雨就變成一片汪洋的小平房里，走出了王紅陽、郭亞軍、從文銘、沈鋒、錢其軍等基礎研究領域的著名專家。
對于吳孟超這位嚴師，學生間流傳著一個說法——被他“罵”得越多的學生越有出息，如果不挨“罵”，就說明你沒有前途了。
博士生楊田把自己將在國外雜志發表的文章校樣交給老師審閱。此前已經看過這篇文章的吳孟超伸出食指點著字行，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發現了一個問題——“這個逗號，應該改成分號。”
楊田聽了沒作聲。這算是哪門子的錯誤啊？
吳孟超知道他的心思。“不能小看這多一點少一點。我們做手術，少一點，腫瘤就切不干凈，多一點，可能弄破別的血管！”
這個經常“罵”人的可愛老頭，也有著慈父的一面。
一次手術，李愛軍一針下去，扎在了吳孟超的食指關節上，皮都揪掉了一塊。沒想到，吳孟超換掉手套再次上臺后，不僅沒有責備自己的學生，還反復叮囑：“你們還年輕，以后千萬要注意，別被扎著了……”
“我的技術沒有專利。”“衡量導師是否合格，最終的
標準是學生能否超過自己。”吳孟超就是這樣為一代代學生傳道授業解惑。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學生們走向全國，走向世界。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紅陽是吳孟超送到國外深造的學生之一。1996年冬天，正在德國科學院工作的她接到吳孟超電話，說自己在德國出差，要來看看她。
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氣溫低至零下20多攝氏度。直到晚上10點多，吳孟超才趕到王紅陽的住處。顧不上抖落身上的冰雪，顧不上喝口熱水，老師從包里取出厚厚的一摞病例交給她：“這是國內最新的典型病例，你可能用得上……”
吳孟超盼著他們學成歸國。在與學生們的通話中，他會一遍遍講——“醫院新樓已經蓋好了，馬上就要搬進去了！”“我們今年的門診量和手術量翻倍啦！”“新的學科剛剛起步，你們大有可為！”
一批批學子如約歸來。多年前，吸引著吳孟超回到祖國的，同樣是這激情似火的召喚。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英勇作戰的事跡，成為馬來西亞華僑們的熱議話題。吳孟超和同學們把畢業聚餐的錢捐給延安的八路軍總部，竟然收到了毛澤東和朱德的回信。
初中畢業，18歲的吳孟超和6名同學相約回國抗日。到達云南后，由于日軍和國民黨的封鎖，他們一時去不了延安，只好留在昆明求學。
發生在回國途中的一幕，吳孟超至今無法抹去。
在越南西貢過海關時，驗關的法國殖民者要求吳孟超一行在護照上按手印，而同時過關的歐美旅客只需簽字。
“為什么不讓我們簽名？我們會英文，會中文，會寫自己的名字！”吳孟超質問驗關員。
“黃種人簽什么字？你們是東亞病夫！”法國人吼道。
吳孟超緊咬下唇，不讓淚水流下來！
為中華民族爭氣——這顆樸素的報國心，從此伴隨他一生的選擇：回國，從醫，入黨，參軍……
國外的朋友曾不止一次勸說，你這么大的名氣，出來辦醫院，早就是大富翁了！
吳孟超淡淡一笑，他志不在此。從回到祖國的那一天起，從目睹解放上海的大軍露宿街頭的那一刻起，他已為自己的忠誠、自己的摯愛找到了扎根一生的土壤。
從1996年起，他就將個人積蓄和社會捐贈的資金設立基金，用于鼓勵和表彰年輕的科研人員。目前，基金已發展為“上海吳孟超醫學科技基金會”，總額達到1500萬元。
1979年，在美國召開的國際外科學術會議上，吳孟超的發言，讓世界肝膽外科界第一次聽到了中國的聲音。今天，我國的肝病診斷準確率、手術成功率和術后存活率位居世界領先，中國人當之無愧地攀上了肝膽外科的峰巔！
吳孟超不愿停下來。在他的藍圖里，5到10年間，肝癌術后5年生存率要提高到80%，30年到50年間，中國人要為全世界找到治療肝癌的根本途徑。
又一個春天悄然來臨。55年前，同樣是在這樣一個草長鶯飛的季節，吳孟超先后參軍、入黨。“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軍旗黨旗下發出的莊嚴誓言，與他從醫時宣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起，在吳孟超的生命中刻下了最深的印記。
正是這些銘記誓言的人們，筑成了一個國家前行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