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某些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能實現一年銷售收入1個億的水平下，“基本”兩字顯然需要更多的內涵注入與辨別。

    第二批結果的出爐，將上海基藥招標瞬間推上風口浪尖。這場政府與包括外企、國內企業在內的利益群體間的博弈，在十里洋場上演得格外激烈。

    大批外企主流品種的進入引發了外界對于上海基藥模式的關注。包括絡活喜、波依定、拜新同在內的60多個大品種悉數進入，宣告了外企在上海基層用藥市場“并未失守”。而在年初，醫藥外企代言人外商制藥協會一度非常悲觀，預期“價格問題將導致外企忍痛放棄絕大部分上海基層市場”。而結果最終出乎意料。局勢的逆轉源自政府與外企間的相互妥協。一方面外企價格有所松動；另一方面，較高的用藥和醫保水平也促使上海方面最終放棄“在基藥招標中抑制高價藥進入”的初衷，當然也不能忽視其強大的政府公關力量。

    這一結果引發了各方爭論。一派觀點認為，在對頗有“唯低價是取”意味的安徽基藥模式進行反思的當下，強調“質量優先，價格合理”的上海模式顯得理智不少；而另一派觀點則表示，中標的同一類產品價差太大，在國產藥價格被猛烈壓縮的強烈對比之下，外資產品的所謂價格妥協仿佛只具有象征意義。更有人士發出驚嘆：“質量優先的原則是貫徹了，但價格是否合理呢？是什么籌碼能讓外資藥比國產藥享受十幾倍、幾十倍的高價呢？”爭論的焦點依舊輪回到“非國民待遇”的亙古話題。當然，也有評論人士提醒，“上海和其他地方的醫療消費、醫療條件以及醫保水平都不一樣，并不具備可比性和復制性”。而外企人士則再三強調這是他們所能承受的最低價，也委婉地表示由于外企的核心品牌都中標，也并沒有因此增加外資個體間的太多競爭優勢。

    上海基藥招標，究竟誰是贏家？這顯然不是一個能立即做出“非黑即白”式答案的簡單命題。

    讓我們回到原點。在2009年發布的《關于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意見》中，基本藥物被定義為“適應基本醫療衛生需求，劑型適宜，價格合理，能夠保障供應，公眾可公平獲得的藥品”。而“基本醫療衛生需求”本身內涵并非十分明確，再加上各地醫藥消費水平的差異，更不能一概而論。在上海某些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能實現一年銷售收入1個億的水平下，“基本”兩字顯然需要更多的內涵注入與辨別。而國家層面在基本藥物制度制定之初就考慮到各地情況的差異，所以給予各地自行增補的權利。遺憾的是，良好的初衷在落地實施中卻留下了太多操作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