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了26年的《精神衛生法》終于要誕生了，6月10日，有關部門正式就《精神衛生法（草案）》征求社會各界意見。業內人士指出，隨著該法的推出，我國精神衛生醫療機構將迎來一個快速發展的春天。

    多年來，資金的缺乏不但限制了精神衛生學科的發展，還使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療。

    “就目前的統計數據來看，全國有接近70%左右的重性疾病患者沒有得到規范化治療。”河北省精神衛生中心院長栗克清在6月18日《精神衛生法（草案）》法制建設研討會上如是說。

    在多年從事精神衛生工作的浙江省精神衛生辦公室主任石其昌看來：“只有政府加強財政投入，才能保障患者獲得治療權利。”

    對于精神衛生醫院和該領域的制藥企業來說，這一稿《精神衛生法（草案）》首次對經費的投入作出了保證。該草案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要領導精神衛生工作，將其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把精神衛生工作的經費列入到本級財政預算。”

    醫療資源稀缺

    相比于其他醫療機構隨著近年來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迅速發展，中國精神衛生醫療機構和精神衛生學科受制于現實的種種因素，發展一直比較滯后。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制藥企業，對中國精神衛生領域都缺乏足夠的關注。

    新法規對精神衛生醫院提出了很多要求，不過，不少與會院長都感覺力不從心，浙江省精神衛生辦公室主任石其昌指出：“《精神衛生法》出臺的前提是政府必須確保有足夠的財政投入來支持法規的實施。就目前來講，我們無論是從精神疾病的救治率、就診率、治療率，還是基礎設施各個方面，和國外都還有很大差距，而且也沒有精神衛生區域規劃的制定。”

    “根據流行病學調查的數據，全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總的時點患病率是17.5%，河北的數據是16.24%，這其中重性疾病患者大概有1600萬。”河北省精神衛生中心院長栗克清指出，“我們有這么龐大的患者群體，而醫療服務的提供者又非常稀缺。全國到目前為止精神科的醫師數量僅2萬人，精神病的病床數只有20萬張，根本不能滿足現實需求。”

    沉重的治療賬單

    相比于供方的難處，需方同樣需要政府補貼。

    石其昌介紹：“我認為精神病人要解決的就是治療費用的問題，有50%的病人都是貧困線以下的，他們無力進行治療。”

    汶川地震后，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一項“災后最難恢復重建的脆弱群體研究”顯示，無論在國貧村、省貧村和普通村，最無力在災后恢復重建的是有病人的家庭，在這些家庭中，有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占55%。

    據記者了解，我國一直積極試點重癥患者的治療，自2004年起開始開展中央財政支持的重性精神疾病免費治療項目，截至2011年4月，覆蓋到全國680個區縣，自愿參加治療的重性精神疾病27.7萬例，其中9.4萬例有肇事肇禍行為，獲得免費住院的患者1.24萬人次。

在這些患者中，12.5萬人屬于貧困人口，貧困率達59.9%。按照我國目前的貧困線（1196元/人/年），我國人口的平均貧困率為3%，精神病人的貧困率是一般人口貧困率的20倍。

    無力治療的患者對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壓力也很大，許多精神障礙屬于慢性病，病程冗長，由于得不到及時治療，生活勞動能力受損嚴重，一些患者甚至留下終身殘疾。

    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精神疾病在我國疾病負擔中排名首位，約占疾病總負擔的16.07%，我國10種精神疾病的勞動力損失折合成人民幣高達3025億元，占當年我國總GDP的2.51%。據世界銀行估算，中國精神疾病負擔到2020年將上升至全國疾病總負擔的1/4。

    隨著醫改的推進，不少地區建立了基本藥物制度，患者能夠“有病可醫，有藥可吃”，但精神病患者的狀況卻沒有得到改善。

    據記者了解，以浙江為例，如此富裕的省份，全省對精神疾病的報銷比例只有30%，有的地方稍好一些，規定病人門診報銷40%，住院報銷60%。但相比這些患者的經濟狀況，這樣的報銷只是杯水車薪。

    世界衛生組織顧問中南大學湘雅二院精神衛生研究所副所長郝偉建議：“精神衛生疾病治療應該納入到公共衛生體系，應該由國家財政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