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衛生系統反商業賄賂行動風暴未止，8月25日，浙江省醫藥回扣專項治理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

　　會議通報了“依達拉奉”案偵破的進展，并部署了下一步的反賄工作。但據記者了解，會議并未披露涉案金額等信息，也沒有宣布任何刑事處理結果。

　　“等于是就前期的工作向大家作個交代。”參加了會議的杭州市某區衛生局的人士對記者表示，整治醫藥商業回扣已經影響到醫院的日常診療，據說有些醫生在可以合理使用“依達拉奉”注射液的情況下也不敢開這個藥了。

　　“依達拉奉”的經銷商、杭州海疆醫藥科技有限公司，也已于3個月前搬離了其注冊以后一直租用的杭州市中心某寫字樓。記者查詢本地114時被告知，該公司要求保密現在的地址和電話。

　　治理醫藥回扣是衛生部一項全國范圍的常年性行動，為何此次賄案集中在浙江省爆發？鄰省江蘇省醫院協會一位人士分析稱，一來浙江經濟發達人口密集，向來是醫藥代表必爭之地，另一方面這和政府治理的決心也有關。

　　然而，運動式的治理能否杜絕醫藥商業賄賂？在遠低于成本的醫療服務定價體系下，醫務人員如何兌現其人力資本價值？

　　敞開的行賄通道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的行政辦公區設在二號樓六樓。出了電梯就可以看到一塊醒目的牌子“醫藥代表請勿入內”。但過去發生的事實表明，醫藥代表在這家醫院里暢通無阻。

　　“沒有人傻到會直接去敲院長辦公室的門。”杭州市某三甲醫院的主治醫師楊建(化名)告訴記者，醫藥代表一般都是在醫護人員值夜班或門診午休人少時出現，或者直接把醫生約出去面談。

　　根據衛生部的有關規定，不同職稱的醫師有不同的用藥權限，醫藥代表們就必須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一般來說，門診用藥需要“搞定”所有的出診醫生，住院病人用量大的藥就要有重點地拿下帶組醫生，還有些藥還必須攻關到院領導層面。

　　在回扣的尺度上，業內也早都有不成文的規矩。比如國產藥的回扣比較高，中成藥的回扣也普遍較高。國內某藥企人士分析，這可能與上述藥品較多“單獨定價”有關。

　　一種藥成功地打入某醫院后，醫藥代表們就必須收集用藥量信息也就是“統方”。據楊建透露，經驗豐富的醫藥代表還會指導醫院的工作人員小心行事，盡量不留下證據。業內人士稱，某醫院信息科的人員一度使用短信與醫藥代表溝通，隨即被醫藥代表強力制止。

　　如此操作，需要醫藥代表對醫院內部的人員情況了如指掌。今年2月，杭州海疆公司經銷“依達拉奉”的業務員在主動提供賄賂線索時，就提供了多家醫院詳細的科室人員名單。總部在美國的某跨國藥企駐長三角的人士告訴記者，藥品銷售包干制是業內通行的做法，每個人專門跑幾家固定的醫院，務求跑熟摸透。

　　對此楊建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沒有醫院內部人士的呼應，醫藥代表不可能這么得心應手。

　　當被問及他本人是否接觸過“依達拉奉”的醫藥代表時，楊建沉默片刻說，“不要挖得太深”。

　　扭曲的“激勵”機制

　　楊建很坦率地告訴記者，醫藥商業賄賂屢禁不止，和處罰力度太弱也有很大關系。比如杭州市衛生局，每個季度都會檢查抗生素超量使用的問題，但罰款額不大，有的醫院還采取科室人員均攤的方式來認罰。

　　據楊建透露，在“依達拉奉”案中被牽扯出的某省級三甲醫院主任，在近兩年中僅靠這一種藥就斂財30萬，被查處后只是交出了30%。和豐厚的回扣相比，這點處罰難以發揮作用。

　　“政府下不了狠手。”前述江蘇省醫院協會的人士說，財政投入嚴重不足，醫療服務收費也長期入不敷出，而基建、設備投入又給醫院經營造成極大壓力。他自述曾無言面對一位省屬三甲醫院院長的反問——藥不養醫，誰來養醫？

　　楊建向記者出示了自己今年7月份的工資單，崗位工資、薪級工資、各種津貼扣除“四金”后，實發工資在1500元左右。他告訴記者，每個月還有幾千元獎金，綜合起來一年收入在7萬元左右。

　　“獎金從哪里來？”楊建毫不諱言，這是眾所周知的秘密。但在醫院內部，年輕醫師在收入分配上也處于劣勢。治療方案和用藥的決定權往往都在科主任或高年資醫師手里，他們拿到的回扣也最多。有些醫藥代表并不和每個醫生分別結算，而是和科室算總賬，具體的分配則由科室主任說了算。

　　“有時候領導獨占了回扣，但處罰的時候倒要大家承擔。”楊建表示，雖然醫務人員最后拿到手的收入還過得去，但無可否認醫院內外部都出現了嚴重的激勵扭曲。

　　到目前為止，新醫改方案仍然沒有破解這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