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聰甫，中醫學家。致力于中醫藥事業７０年。多年從事李東垣脾胃理論的研究與探索，倡“形神學說為指導、脾胃學說為樞紐”的整體論，結合臨床，確立“益脾胃、和臟腑、通經絡、行氣血、保津液，以至平衡陰陽”的治療大法。在中醫人才的培養、中醫文獻的整理研究方面，卓有貢獻。 　　李聰甫，名明、號老聰，幼稱鳳池。出生于一個貧苦的小手工業者的家庭。他自幼聰穎好學，但由于家貧只讀５年私塾，１年小學就輟學了。 　　１９１８年，年僅１３歲的李聰甫，只身來到江西省九江市，進中藥鋪學徒。在“趙恒興中藥店”，得店主允許，工余可以讀醫藥書籍。李聰甫白天在碾藥槽上干活，深夜上門板后，便在鋪臺上看書。這樣持之以恒，３年便自學完《藥性賦》、《本草備要》、《湯頭歌訣》、《醫方集解》、《瀕湖脈學》、《診家正眼》、《素靈類纂》、《醫宗必讀》和《醫門法律》等書。 　　為了更能步入醫林，謁師求教，１９２２年，李聰甫結束了３年學徒、１年幫工的生活，回到故里黃梅，隨縣城四代祖傳名醫石椿山學醫。雙方商定，教無學奉，幫工無薪。頭一年授讀《傷寒論淺注》，參閱《傷寒來蘇集》、《傷寒尚論篇》和《金匱心典》等，第二年隨師侍診，第三年即能獨立應診。 　　１９２５年，李聰甫在黃梅縣“福生祥藥號”坐堂行醫。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李聰甫目睹哀鴻遍野，生靈涂炭，卻聽到了中國共產黨為拯救中國而發出的吶喊，他寫下了“塵世幾無干凈土，傳來天外一聲鐘”的詩句，并曾以醫生身份作掩護，積極參加革命活動。 　　１９３０年，安徽軍閥方振武反蔣敗退，潰兵劫掠，城空如洗，黃梅不寧。為避戰禍，李聰甫孑然一身轉至九江懸壺。他曾為一綢店經理梅賢林先生的同事診治噤口痢（中毒性痢疾），其病危重在急，九江良醫請遍，無濟于事，準備料理后事，經李聰甫試診遣方，服用幾付即有轉機，此后醫名漸振。 　　１９３７年，蘆溝橋事變發生，次年九江淪陷。李聰甫攜妻挈子，輾轉遷徙于湘潭、湘鄉、新化、溆浦、沅陵等地。１９４０年他將自己的經驗著成《麻疹專論》一書，復印成冊，在湘西南麻疹流行地區救活了不少嬰孩。抗戰勝利后，李聰甫在長沙定居。為了維護和促進中醫藥的事業，這一時期他寫下了《國醫節的感想和展望》、《慶祝國醫節的感言》（載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中央日報》）等文章。慷慨陳詞，批判廢止中醫的荒謬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１９５０年，某些人又倒行逆施，李聰甫奮筆寫下《對余巖〈中醫問題處理草案〉的批判》一書，刊行于世，捍衛中醫事業。 　　１９５６年，李聰甫參加了國務院組織的《全國十二年科學遠景規劃》的制定工作，并在懷仁堂受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接見。１９５７年以來，李聰甫就中醫藥研究的方法和專業人才培養，撰寫了《中醫研究工作之我見》、《中西醫結合創立我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之我見》、《中醫應按自身的規律發展》等多篇文章，在國內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李聰甫在長期的中醫藥理論與實踐工作中，自礪不已，學驗俱豐。先后發表學術論文７０余篇，出版專著１０部，計２５０余萬字。代表著作有《麻疹專論》、《中醫生理學之研究》、《李聰甫醫案》、《李聰甫醫論》，主撰《〈脾胃論〉注釋》，合著《金元四大醫家學術思想之研究》，主編《傳統老年醫學》，并有日文翻譯出版。 　　自參加國家工作以來，李聰甫先后擔任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員，第一、二、五屆湖南省人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長沙市政協副主席，第二、五、六屆湖南省政協常務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委員，湖南省血吸蟲病防治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常務理事，湖南省中醫學會會長、名譽會長，《湖南中醫雜志》名譽主編等。１９８８年４月，８３歲高齡的李聰甫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中醫理論研究的突出成就 　　長期以來，李聰甫緊密結合臨床實踐，潛心于《內經》和《脾胃論》的研究，提出了以形神學說為指導、脾胃學說為樞紐的整體論。 　　陰陽五行學說是中醫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李聰甫在實踐中對這一學說的認識不斷深化。他認為，這一學說反映到人體生命活動的整體上，則可歸結為形神的合一，人體生命活動依賴于形神的對立和統一。形，是形體的概括，屬陰；神，是功能的表現，屬陽。“形者神之體，神者形之用”。神是形體的主導。若形神失調，則疾病生矣。治法上要使“臟腑以調，經絡以通，營衛以和，氣血以流”，促使機體內外整體活動調節恢復平衡。而陰陽五行學說的運用，實已寓于其中。故“形神”是人類生命現象的物質基礎，貫串于臟腑、經絡、營衛、氣血各方面新陳代謝的發生、發展和變化之中，是維持和推動生命活動的源泉和動力。因此，他強調，形神學說是研究人體生命活動的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 　　李聰甫在深入研究李東垣《脾胃論》時，亦貫穿了形神合一論說。他提出，形神合一所形成的整體機能活動，是以脾胃元氣的升降為樞紐的。他認為“人之以受氣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雖然脾胃同是“后天之本”、“倉廩之官”，而主體在胃。胃氣旺盛與否，決定脾氣的盛衰、宗氣的強弱和營衛運行的暢阻。其與四臟相關的整體生理功能的關系是：脾為太陰之臟，惡濕喜燥，燥則脾的清陽之氣上升以煦心肺，心肺和煦，則下濟肝腎；胃屬陽明之腑，惡燥喜潤，潤則胃的濁陰之氣下降以濡肝腎，肝腎濡潤，則上滋心肺。如此，則形成以胃納脾運為中心的五臟生理動態相對平衡，進而聯系六腑、經絡、營衛、氣血等功能，維持正常的生命活動。在這一學術思想指導下，通過數十年臨床實踐，李聰甫總結出調理脾胃、協和臟腑、疏通經絡、流暢氣血、保存津液等治療大法，并據此精心主撰了《〈脾胃論〉注釋》一書，進一步闡發了東垣理論，并有不少創新性的見解，引起同道的廣泛興趣和重視。 　　 臨床中的獨特見解 　　 　　李聰甫在臨床中，無論對外感熱病或內傷雜病，均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影響后世。 　　濕溫病的辨治，在溫熱急性病中是最為棘手的。李聰甫通過長期實踐，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摸索出一套治療規律，如濕郁衛分，用宣濕開散衛陽以透表，不使邪犯氣分而導致內逼營血的病變。濕郁氣分，用宣濕化熱之劑，使濕熱蘊阻之氣化為白，透出皮表而宣解。若濕熱入營，仍當透熱轉氣，擬用轉樞化濁法或轉樞透熱法，因勢利導，循通泄之路從氣分而解。病入血分，出現神志昏迷，出血傾向，或循衣摸床，乃熱灼津枯，氣陰兩竭，速當救陰復氣。這一總結本源于葉天士、薛生白、吳鞠通、王孟英的有關論說，在臨證中而有所發展。 　　對虛勞病的治療，李聰甫深入研究《內經》、《難經》、《金匱要略》及李東垣、朱丹溪諸家有關論述，頗有見地。其總的旨意是補養氣血，慎用攻伐。如對肺癆咳嗽，肌瘦骨立，蒸熱盜汗的重證，每用甘平以滋復肺脾之陰，多獲良效。五勞虛極，內有干血，又當滋養精血與祛瘀生新同時并用；專用攻破，則有“竭澤而漁”的危險。如婦人血痹內蓄之“干血癆”，咳嗽氣促，胸痛厭食，午后兩顴潮紅，蒸熱盜汗，月經停閉，脈來細數，經投濡血化瘀之劑，經泛初見極少，色如墨汁，繼變咖啡色，較淡紅色，轉紅色中挾黑色小點，后轉為正赤色，食納漸增，其他癥狀亦自然消失。 　　在治療內傷雜病中，李聰甫常以補中益氣湯為基本方，自定護衛益氣湯、生津益氣湯、扶陽益氣湯、降火益氣湯等１０余種，靈活運用、卓有成效。如護衛益氣湯，是針對脾胃虛弱，不能顧護營衛而擬定的。方以補中益氣湯去升麻、柴胡，配桂枝、白芍以和暢營衛，調達表里。臨證應用，其效甚佳。 　　在治療危重病人時，李聰甫每于處方之后，反復揣摩方藥的準確性，考證方書，并根據服藥后的病情變化及時更方，以取得最佳的治療效果。１９３５年夏秋之交，他曾去武昌為友人肖君救治垂危之證。當時，病人身熱不退，神識昏糊，頭搖譫語，口燥唇焦，煩躁不安，便閉尿赤，脈沉弦，舌質干、苔淡黃。前醫投藥一派苦寒，每劑都有犀羚，病情嚴重。李聰甫仔細診察，推敲癥情，診斷為濕困脾機，胃濁不降。用溫膽湯加神曲、豆卷、佩蘭、苡仁等味，一劑安睡，再劑熱清，大便如醬色，人事清醒。 　　李聰甫不但精于醫術，而且注重醫德。他把《醫宗必讀·行方智圓心小膽大論》作為嚴格律己的一面鏡子，對照自身的言行。特別注意以論中“毋忽貧賤，毋憚疲勞，檢醫典而精求，對疾苦而悲憫”來檢查自己。他接待病人態度謙和，詳問病情，細察色脈，辨證施治、理法方藥均很講究。醫囑詳盡周全，對病人贈送禮物總是婉言謝絕。１９３４年，李聰甫治療腦膜炎和盲腸炎療效顯著，自認為腦膜炎即痙病，盲腸炎即腸癰。為此，他曾寫信求教于上海名醫陸士諤先生。陸充分肯定他的正確認識，復函說：“千里外惠書論學，虛懷若谷，不恥下問，欽佩之至。尊論腦膜炎即是痙病，盲腸炎即是腸癰，認癥正確，足見手眼之明快。……尊方所擬似乎專于已成之腸癰，痙病之剛痙。而將成未成之腸癰，痙病之柔痙，似乎別謀治法，……”（曾載上海《新聞報》“國醫周刊”）。對此，李聰甫曾深有感觸地說，那時年近３０，能得到前輩開誠的指點，深刻的啟迪，至今難以忘懷。 　　 重視中醫教育與人才培養 　　１９５３年以來，李聰甫曾主持由省衛生廳舉辦的湖南省中醫進修學校的工作。他除了負責諸如課程設置、教學計劃的制定等全面教學工作外，還親自講授中醫經典、基礎理論。《中醫生理學之研究》即是當時的講稿。為了講好這一課程，他專門去湖南醫學院系統旁聽了現代生理學原理、診斷學等課程，翻閱大量資料，認真備課，立足于中醫理論體系的生理概念和內容，結合現代的生理學觀點，從整體及神經、循環、呼吸、消化、泌尿、生殖等方面，闡述中醫生理相關的論說，在發掘中醫理論、內涵方面作了可貴的探索。在教學中，李聰甫認真講授，熱情答疑，大大提高了學員的研讀興趣和知識素養。該校先后結業４００余人，學員遍及省內外，且多己成為各地中醫骨干和專家。 　　１９６０年前后，拜師收徒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