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前通過調控藥價來解決百姓看病貴的問題的作用有限，因為醫院收入與藥品收入存在相互依存與轉化的關系，高藥價是“以藥養醫”的歷史政策所帶來的，僅僅降低藥價將會導致醫療價格的提高。解決的根本，是要把醫藥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通過建立風險分攤機制的整體解決方式來改變。 　　國家藥品降價已經降了17次，降價空間達400多億人民幣，但是通過藥品降價來解決老百姓“看病貴”的問題，依我個人的觀點來看覺得作用可能還不明顯。 　　第一，我覺得要解決“看病貴”的問題，首先是要考慮百姓反映“看病貴”的根源在于沒有一個醫療風險的社會分攤機制。沒有這樣一個風險分擔機制就不能通過全社會或者高收入人群來幫助那些遇到困難的人群。現在全國將近60%的醫療費用是個人自己掏腰包的，沒有醫療保險的這部分人他們的醫療費用都是非常硬碰硬地從自己兜里掏出來，沒有任何人來提供幫助，在這種狀況下當然感覺到醫療費用的負擔非常沉重。如果用一種社會保障的機制來分擔，實際上我們國家整個的醫藥費用或者衛生總費用中80%左右放到醫療上用于看病花掉的錢，在全世界并不算高的。中國的衛生總費用才占GDP的5.6%，是一個比較低的數字。上個世紀末世界衛生組織規定要達到人人享有最低標準的衛生保健，要求國家支付的醫療衛生總費用達到GDP的5%。這里所講的講的國家支付是指全社會的支付，不單是指政府財政預算，而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不管由誰來支付這些錢，都必須得組織占GDP5%這樣水平的衛生費用來維持國民的健康水平。上個世紀末就要求達到5%，我們現在剛剛超過了5%，應該說整體水平并不是太高。比照其他國家來看，美國的醫療衛生總費用將近GDP15%，有時甚至超過了15%，美國一個國家的醫療衛生總費用就相當于我們全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其他國家的醫療衛生總費用有的占GDP8%、9%、10%左右，而中國剛剛達到5.6%，為什么全社會都一片聲音說醫藥費高得不得了，連高收入人群也說貴？這使得我們整個社會，包括在座的每一個人，也包括政府有關部門，感到現在處于一個兩難的境地，雖然衛生費用總量投入以世界水平衡量并不高，但是分攤到每個病人身上就貴的不得了，這種兩難境地就在于疾病風險的社會分擔機制沒有建立起來。所以從大的方面來看，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降價就能夠解決問題的。 　　第二，應當正確看待醫院與藥品企業之間的關系問題，醫院與藥品企業之間存在相互依存與相互轉化的關系，二者應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醫院和醫藥企業或者藥品行業這兩家實際上是一家，都是中國衛生事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藥品收入占中國醫院收入比例這么高有它歷史的原因，中國的國情是這樣的，我國從建國以來就制定了“以藥養醫”的政策，醫療費是低于成本來收的，當前的情況就是醫生看病本身的勞務是不值錢的。現在有一些大醫院新的專家號費用比較高，但大多數醫院都沒有這樣一個勞務上的費用，剩下的收入只能是檢查費和藥費。這導致了藥品收入在醫院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非常高，醫院盈利結構的一半幾乎都是依靠藥品收入，這些年控制來控制去，大概大醫院的藥品收入占總收入46%以下就算好的了。現在藥品降價打破了醫院長期以來歷史形成的架構或者平衡的機制，藥價的調整必然關乎到醫院整體的生存。為了讓醫院正常生存，藥價降低則必然導致醫院在檢查費、診察費等醫療費上的增加，這就像是一個蹺蹺板，這邊低了，那邊肯定得高。所以，現在的藥品降價怎么個降法，要不要從藥品降價這個地方作為切入點？現在需要考慮的既有總量的問題也有結構的問題。中國有句古語“不謀全局，不足以一域，不謀萬世，不足以謀一時”，我覺得國家的政策考慮得考慮全局，首先要從全局來看這件事，從長遠來看這件事，然后從全局來作切入點，決定究竟怎么樣來處理這件事情才合適。 　　具體來講，現在應該考慮的不是醫藥如何分的問題，而是醫藥如何合的問題。無論從臨床藥學發展的角度，從將來藥品在臨床上如何更好地跟醫生結合的角度看，還是從藥品發展的角度，從醫和藥之間歷史上的依存關系的角度上，都有很多道理可以成立。現在出現的一些問題，很多是因為以醫院為獨立創收單位所帶來的。如果要從醫藥合一的整體角度上進行調控的話，那么藥品收入補給醫院收入的比重，應當在國家政府的這個層面上來決定和實施，而不是靠分到每個醫院甚至到每個班組，用獎金激勵醫生開藥的方式來決定。周總理領導時期的中央人民政府定下以藥補醫政策，就是藥品生產也由衛生部門掌握著，醫藥是一家，以藥的收入來適當填補醫療部門的政策性虧損。歷史上這種政策將我們的國民衛生管了起來的，現在的發展是由那個基礎打下來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政策在歷史上起的作用很大，現在要改變它，應當怎么改變？都不是一件很輕易的事情。 　　我總的觀點就是要把醫藥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要從全局來考慮醫藥系統的調控與監管，這不是降幾次價就能解決的。如果降了價，對醫院不足的部分也得補上，因為如果讓醫院采取措施去補，效果會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