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騙救妻案”拷問大病救助機制2012年07月26日09:48醫藥經濟報作者：王琦

    5年前，妻子杜某患上尿毒癥，這讓下崗已10多年的丈夫廖某生活負擔陡然加重。在透析治療近半年后，廖某私刻醫院收費章，為妻子進行免費透析治療。4年間，廖某以此方式騙取醫院治療費17萬余元。日前，廖某因詐騙罪在北京市東城法院受審。

    廖某的行為已經觸犯法律，給醫院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這一點毋庸置疑，面對他的將是冰冷的監獄。他說他不怕坐牢，只是不知道這個家以后怎么辦，妻子與孩子的生活該怎么繼續。從在這個男人滿含的熱淚中，我們看到了無奈。

    在醫療費高企的當下，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現象屢見不鮮。中產家庭面臨大病尚且脆弱不堪，況且像廖某這樣已經下崗十幾年，靠低保維持的家庭？近幾年，搶錢救妻、入獄治病等極端案例頻頻出現，凸顯我國在醫保制度方面還存在諸多缺陷與不足。缺乏完善的大病救助體制就是其一。

    壓垮一個家庭的往往是動輒需要數十萬元上百萬元醫療費的大病。當前，大病報銷的條件過于苛刻，報銷范圍狹窄等因素，制約著普通公民參保，尤其是農民工以及沒有正式工作的人。按理說，醫保報銷應向弱勢貧困群體傾斜，而現實剛剛相反，往往是公務員、事業單位等中上收入家庭可享受相對的完善醫保，而一些低收入家庭因為種種條件的限制不能參保，這就造成了醫保資源的不平等傾斜。

    美國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1935年，紐約市長拉古迪亞旁聽了一樁庭審，一老婦為孫子偷面包被罰10美元。審判結束后，市長脫下帽子放進10美元，說：“現在請每個人交50美分罰金，為我們的冷漠付費，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祖母去偷面包來喂養孫子的城市。”同樣，對于“私刻公章免費透析”，我們也應為制度的無力內省。

    近年來，我國政府財政收入一直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我國已具備建立大病救助機制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將因病致貧納入政府救助體系，既是社會救助體制的完善，也是社會進步的體現。只有盡快建立“大病救助機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社會難題，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出現一個案例，媒體報道并號召全民捐款，這終究是杯水車薪，治標不治本。

    當公民個體遭受無力獨自承擔的災難和侵害而陷入絕望的困境時，政府更應承擔起應負的責任。由政府給予適當的補償和援助，幫助其渡過難關。這不僅是國家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更是政府應承擔的責任和道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