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孫紅雷、張豐毅、陳建斌、林永健等分別代言了修正藥業的斯達舒、六味地黃膠囊、感愈膠囊等多款產品的9位明星，被披露了收受的高昂代言費。而這，也再一次掀起了有關代言問題產品，尤其是此次所涉及到的藥品的一些明星，是否應該對此擔負一定責任，如果應該，責任的邊界又在哪里的討論。

　　一種常見的辯護聲音是，明星也是凡人，并不具備更強的鑒別、審查和監督能力。況且，明星在代言時，產品本身具備國家質檢機構核發的合格證書，并未出現什么質量問題，那么作為僅僅參與代言的明星來說，就不該為此負責。相反，人們應聲討的是那些制藥企業和監管者本身，而不是將責任歸咎于明星。

　　不過，這樣的說法恐怕很難服眾，更難合乎邏輯。很顯然，明星是凡人，在面對藥品這樣的科技事物時，擁有的認知必定是膚淺的。但是，明星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在擁有大量支持者的同時，他的一舉一動也必然需要考慮更多。正如明星代言本身就是市場產業鏈中的一個環節，通過代言，明星可以由此獲得頗豐的利潤，那么，為何一旦所代言的產品出現問題，特別是像毒膠囊這種非常惡劣的問題藥品，明星就可以用自己沒有審查能力來推卸責任？以孫紅雷為例，他在廣告中自信滿滿地告訴大家“修正藥，放心藥”，但在出問題之后，卻沒有絲毫的歉意，這很難說符合一個社會普遍認同的道德底線。

　　事實上，如果借鑒發達國家更為成熟的處理模式，我們會發現，明星對于食品，尤其是藥品的代言，必須恪守權責對等的原則。在美國，無論哪一個領域的明星，對于藥品的代言都極為慎重、敏感，甚至因為明星們無法擔保必然不出問題，幾乎很難出現明星代言的現象。這里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的明星更為珍視自己的羽毛，另一方面，也與法律層面的一系列規定，以及一旦發生丑聞，消費者對此作出的反應更為強烈緊密相關。正如加拿大法律對于明星代言藥品、健康食品方面的嚴苛規定，除非代言者本身有確切的材料自證，自己在規律地使用代言產品，并且從藥品或保健品的主要功能上獲益，否則就可能在私人訴訟中，面臨涉嫌欺詐的指控。

　　反觀我國現在的情況，常常表現為明星本身隨意代言，只問價格，不問質量；法律上則對明星代言缺乏詳細規定；涉及到消費者的反制運動，則基本上處于個別現象，遠未成規模效應。

　　具體而言，國內明星大多忽略了代言所需要的責任感，而將問題化為一個市場行為，一旦產品質量出現問題，也很難看到有明星出面表示歉意。甚至有些明星在明知某產品有重大質量問題的情況下，依舊在利益的驅動下為其代言，此前屢爆丑聞的蒙牛乳業，正是通過重金請來了不少一線明星為自己代言，其情其景，令人唏噓。

　　而在法律約束方面，三鹿事件之后，《食品安全法》曾表示代言明星也要受到被查實的虛假產品商的連坐，但由于這需要私人訴訟作為基本條件，所以在私人訴訟之路一片坎坷的當下，其效果也基本未能顯現。也因此，追責藥企也好，問責明星也罷，一個基本的前提都在于消費者運動必須興盛。但目前的情況顯然不容樂觀，一方面是消費者本身一味地在市場的沖擊下淪為“消費動物”，而丟失了“消費公民”應有的法律意識、道德能力；另一方面，在宏觀的社會結構層面，法律上的近乎空白，以及司法力量對于私人訴訟的壓制，導致消費者在維權方面擔負過重成本。

　　但無論如何，在市場領域已經建立的今天，我們每一個人畢竟都有了一定的自由選擇權。在面對一些“有毒”食品藥品時，我們應該盡可能通過各種方式抵制企業，也抵制不負責任的明星，通過互聯網的方式連結起來，形成網絡上的消費者運動。正是出于這樣一種背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做挑戰西門子的羅永浩，每個人都應做苦勸明星放棄代言蒙牛的王小山，用消費者的力量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也推動時代的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