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國務院再發文對商品電子交易提出進一步整頓意見（《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的實施意見》，行業稱37號文）。這是繼2011年年底38號文的一次承接響應，也是商品交易市場整頓從布局調研到展開實施的一個重要標志。   　　筆者（生意社總編中國大宗商品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劉心田）認為37號文的出臺是蘊含智慧的，最重要的一點其是有針對性的。大宗商品電子交易市場的存在生態非常復雜，行業性、地域性、交易模式、市場背景等等千差萬別，用統一的標準和手段去整頓既不科學也不合理。筆者在38號文頒發后曾進行過廣泛的市場調研，接觸的多數市場的質疑不是在于整頓該不該搞，而是擔心整頓會一刀切、會胡子眉毛一把抓，擔心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在今年2季度的調研中，又有市場反應擔心6部委的調研深度、廣度，擔心政策的傾斜性、連貫性……這些質疑擔心說白了就是對標準和公允的疑慮。37號文的出臺，其以地域為區分標準的針對性實際上是對目前市場存在生態的一種正視，所屬地管理名正言順且富有靈活度，加之出臺時機恰值“630”大限后的風向撲朔期，應該說37號文是對癥下藥。   　　既然37號文把球踢給了地方政府，那么37號文后的市場走向就與地方政府更為密切。從現有的掌握的情況來看，目前交易所所處的地域（地方政府）生態主要有3種—   　　A山東模式—山東是市場發展較早的，同時又是整頓較為嚴厲的，山東所有電子盤（電子交易市場）的數量和體量曾經在國內數一數二，然而現在至多算是中游。筆者認為山東會保留一定數量的市場但同時又會限制市場的過快過多發展。“穩”是山東模式的主要特色；   　　B浙江模式—浙江在2011年之前并不是電子盤行業的熱土，然而其或會成為電子盤領域的后起之秀。最近2年，浙江在大宗商品交易領域有不少大手筆，先是高調成立了舟山大宗商品交易所，后又頻頻出手欲將寧波打造成中國大宗商品中心，生意社的第三屆全國大宗商品交易市場發展論壇也定址寧波。值得關注的是，浙江集中精力把現貨作為交易市場的主導方向，2011年后新開的、引進的市場均具備“現貨”標記。“準”是浙江模式的主要特色；   　　C天津模式—天津的電子盤論名氣有渤海、壽光蔬菜，論數量不下幾十家，論淵源可以數出不少行業的元老……天津可謂國內電子盤的弄潮兒。近期天津金融辦又對文交所采取保護姿態，使得業內不少人“羨慕嫉妒恨”。筆者認為天津作為金融、貿易的試驗田，在軟硬環境上享有一定的便利不足為奇。今后天津的市場或將從數量向質量轉變，體量、份量或仍將上行。“狠”是天津模式的主要特色。   　　當然，具有特色遠不止山東、浙江、天津，北京、廣西、廣東、重慶等均有各自的特點。然而筆者相信，“穩、準、狠”將是37號文后市場生態存在發展的基礎共性，也是國家整頓后的必然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