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內地醫藥市場，不少藥品的中標價格竟然比只有700萬人口的我國香港的相同藥品價格還要高出很多，這顯然是我們的機制出了問題——藥品招標（近年來被稱為藥品集中采購）實施十多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政府過多干預了本來市場可以自行解決的問題，使招標問題逐年積累和發酵，帶來許多負面效應，對此，政府不滿意、百姓不滿意、醫院不滿意、藥企不滿意，醫藥招標亂象也嚴重影響到政府的公信力。因此，筆者認為，醫藥招標亂象源于管理機制錯位，對此必須進行改革。

 

　　轉變職能

 

　　招標本來是國際上通行的一種比較好的市場化采購方式，但目前我國的藥品招標政策嚴重異化，成為世界上絕無僅有的藥品進入市場的“二次行政管制”，實質上是把藥品進入醫療機構的正常市場行為變成了行政審批，并且同種產品不同區域（省、區、市）年年審批，招標主管部門成了藥品領域的最大審批權機構。

 

　　因此人們呼吁，有關部門應盡快切實落實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性政府。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的要求，由目前政府統一包辦招標的模式，轉變為由政府來制定規則，提供服務并監督公平交易，由買賣雙方自行負責價格談判、采購及付款。同時發揮市場競爭機制，鼓勵醫療機構自發地聯合采購，促進現代醫院管理及內部監督機制的建立，確保政策惠及百姓。

 

　　完善機制

 

　　科學完善的醫保支付機制，將責任和利益統一，可使得醫療機構在寬泛的健保支付藥品目錄下，首先選擇療效、質量有保證，成本效益比較高的一線用藥，臨床允許的情況下會多選擇仿制藥。在此狀況下，政府或保險人無需再過多地干預醫療機構的采購行為。如我國香港特區實行政府醫療總額預算管理，由第三方機構醫管局（香港的醫管局并不是政府部門，而是類似于醫院管理總部）統籌管理公立醫院的人員、運營和收支。香港醫管局在統一的藥品集中招標或議價采購中充分利用香港醫療機構較高的國際影響力，并充分發揮專家作用，大幅度壓縮進口專利藥價格，對專利過期藥品也在確保等效性和不牽扯專利糾紛的前提下，優先選擇仿制藥，并用仿制藥大幅壓低過期專利藥價格。同時，香港醫管局的集中采購也層次分明，全系統年用量100萬元以上的藥品由醫管局集中招標、以量取勝，統一簽訂2年的采購合同，并先對費用大頭進行控制；100萬元以下5萬元以上的藥品由醫管局談判確定供應商和采購價上限。香港的醫院在進行采購時還可通過縮短支付期等獲得一個更低的采購價格。

 

　　國際通行的藥品招標采購一般是以醫療機構為主體的團購行為。實行全民健康保險的國家和地區，如德國、法國、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保險人或政府健保管理部門會參照國際藥品平均價格和市場交易價格嚴格控制、不斷調低進入健保用藥目錄的藥品支付價格基準（或參考報銷價格），在科學評議、共同協商的基礎上嚴格規范針對不同疾病、不同人群、不同病程等各種情況下的門診處方用藥、處方量和住院治療周期、治療費用等。逐漸被各國采用的醫保總額支付管理，進一步加強了對醫療服務區域乃至醫療機構醫療費用的增長約束，醫療機構或醫生幾乎沒有通過處方藥品獲取規定報酬以外利益的空間。雖然國外的醫療機構也會聯合或單獨招標采購，但多是通過集合各家采購量或縮短貨款支付期換得一定額度的折扣或返利。原則上政府或健保機構也會把醫療機構采購和健保支付價格的差額留給醫療機構。

 

　　簡單地說，人家招標是因為藥品的利益空間太小了，希望通過聯合招標集合采購量掙得一些利益空間或返利。反觀我國的醫藥招標，是因為藥品價格空間太高了，而通過招標降低藥價，擠掉藥品價格中的水分。在此過程中，某些地方政府部門以“砍價、壓價”的二次市場準入管制方式，片面求政績（導致藥價虛低中標），卻又以“質量優先、價格合理”的幌子搞尋租（導致藥價虛高中標），造成藥品“價格虛高謀百姓財”與“價格虛低害百姓命”并存，亂象叢生。

 

　　綜上，筆者認為，要解決醫藥招標亂象，就要轉變政府職能，完善相關機制，變由政府主導的招標采購為以醫療機構為主體的藥品招標采購，其形式可以是多樣化的，可以是同一系統或多個醫院的聯合招標采購，也可以是一個醫院、一部分用藥的招標采購，或者是像美國那樣委托第三方采購機構采購（許多社會藥品零售機構也會聯合招標采購或委托第三方機構采購）。但無論何種形式的采購，其目標都要落在以合適的價格采購合適的藥品，同時獲得合適的附加服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