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藥品過于簡單的價格化飽受業內爭議。不少城市嘗試藥品招標市場化。在很多企業看來，市場化交易有望改變原本藥物招標中存在的問題。   　　政府放權運作跟進   　　目前，重慶和廣東等正嘗試第三方電子交易平臺模式，那么這一模式是否能成為藥品招標發展方式的主流？   　　九州通醫藥集團業務總裁耿鴻武認為，在醫藥市場混亂的格局下，解決“看病貴、看病難”問題，依然是醫改重點，相關部門會繼續通過降低藥價來實現此目標，招標也會以此為重點，藥價水平將持續走低，但降速或將放緩，這無法扭轉大方向。另外，僅僅通過第三方平臺的約束，能否實現質量優先，價格優惠的基藥招標目標，可能還存在很大疑問。   　　招商證券醫藥分析師李珊珊指出，“廣東模式”是基藥招標中具有標桿意義的試點，從隨后北京出臺的招標采購方案來看，其對“廣東模式”的借鑒足以證明——區分質量層次、廢除單一貨源承諾，將是未來基本藥物招標的趨勢，未來的基本藥物招標在形式上會逐步向醫保招標模式靠攏。   　　而重慶藥交所也普遍被業界看好，認為其創建的這種電子交易模式可能是革命性的。這種模式使政府處在正常的監管位置，避免了錯位的政策導向，強化了市場機制，對藥品的公平交易創造了較好的政策環境和監管環境，這種模式或將成為未來的主流。   　　“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都是“政府搭臺，市場唱戲”。從提升醫藥市場的市場化運作水平來看，是有可取性的，而且這種模式避免了之前被詬病的政府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的做法，同時也有助于實現招標的價量掛鉤，避免二次議價的影響。   　　然而，改良后的“廣東模式”仍不能解決固有頑疾。北大縱橫管理咨詢集團醫藥合伙人史立臣認為，無論是“廣東模式”還是“重慶模式”，如果沒有具體的運作手段跟進，也沒有明確的定價模式的引導，這種模式可能僅僅將價格與質量的博弈重新還給了市場而已，使得政府的責任有所轉嫁。而且從成本角度看，這樣分散的采購機制無疑也加大了企業的經銷成本。   　　上海市流通經濟研究所醫藥流通研究中心主任代航認為，政府可以通過擁有公營機構來經營、出售或合約批出等形式，把政府管理的資源、事權等交由企業和社會組織來運作，以求得更好的效率與公平。   　　市場化招標難行   　　不過，醫改的核心是取消“以藥補醫”的機制，在這種機制下，由于醫院的強勢地位，很多地方雖然實施了市場化的改革，但卻難以在具體執行中實現。   　　在此之前，衛生行政部門提出的改革思路是，通過建立基本藥物統購統銷制度，即對基本藥物實行“政府組織的定點生產、統一價格、統一配送”制度，來完善基本藥物制度。   　　但是，醫療行業進入管制和公費醫療及醫療保險定點制度使得公立醫療機構在國內醫療服務市場上獲得了行政壟斷地位。   　　與此同時，公立醫療機構在醫療服務供給上的這種壟斷地位延伸到了藥品零售業務上，使其在壟斷了醫療服務供給之外又壟斷了藥品零售業務。具體地講，按照政府確定的藥品分類管理體制，醫療機構事實上控制了處方藥零售業務，由于處方藥銷售占國內整個藥品零售額的80%以上。   　　盡管制藥企業可以通過如重慶藥交所的模式實現公平交易，但是在定標之后，根據招標人的要求，中標者即藥廠要向招標代理機構繳納一定數額的履約保證金作為其保證履行合同義務的擔保。而醫療機構卻不需要繳納任何的保證金來保證其履行義務。   　　實際情況是，醫院可以單方面不執行合同，甚至對招標的藥品任意退貨，而且不與中標企業簽訂購銷合同，不使用中標品種，不執行藥品集中招標采購確定的價格，以及不按合同約定及時付款等情況普遍存在。集中招標采購制度導致藥品生產企業利潤下降，卻并沒有減少醫療機構的賣藥收益，醫院的強勢買方地位和壟斷賣方地位也沒有在藥品招標采購中有所削弱。   　　業內人士指出：藥品加成管制意在調整醫療機構的采購和使用導向，改變“以藥補醫”，而實際上，在補償機制不完善、國家財力不足等客觀原因下，加成管制只會降低醫療機構對醫改的參與度，在現階段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