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虎網 2013/12/4 0:00:00 來源:
未知
生意社12月3日訊 很多動物研究非常不規范，如果此類研究能夠更嚴格地開展，那么其結果將能更好地應用于人體生物學。
德國柏林Charité醫學院中風研究中心主任Ulrich Dirnagl正在審議的一篇論文描述了在中風發生后，一種新藥是如何治療嚙齒動物的大腦的。作者以20只小鼠為實驗對象，其中10只小鼠接受了這種治療。但難以理解的是，只有7只接受治療的小鼠出現在分析結果的圖表中。
Dirnagl回憶：“我寫信給編輯并表示，我無法評判這篇論文，我需要知道剩下3只小鼠去了哪兒。”6個月后，編輯回復：他從論文作者處得知，這3只小鼠患上嚴重中風，已經死去。作者簡單地將這3只小鼠的情況在論文中省去。然而，對中風藥物的額外分析顯示，這3只小鼠的死亡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該療法非但沒有起到緩解作用，反而對大腦造成損傷。
Dirnagl說：“這不是欺詐行為。”Dirnagl的研究也經常以小鼠為實驗對象。他解釋道，作為實驗對象的動物未被計入研究結果有很多種原因，但這在學界是一件公認的根深蒂固的現象。“有時僅僅是一時興起，人們會將實驗動物排除在外，他們就這樣做了卻沒有報告。”Dirnagl認為，這是一種壞習慣。
數年來，研究人員、制藥公司、
藥品監管機構甚至公眾鮮少注意到動物在研發治療人類疾病的藥物中所作的貢獻。關注的焦點集中在患有不同疾病的小鼠的癥狀是否能準確反映在患有此類疾病的人身上。但Dirnagl和一些人表示，還存在另一個同樣嚴重的問題。他們認為，很多動物研究的開展非常不規范，如果此類研究能夠更嚴格地開展，那么所得出的結果將能更好地應用于人體生物學。
當然，想要“一刀切”很難：動物研究涉及生物學中非常廣泛的領域，從單分子在一個
健康器官中的活動到一種即將用于人體試驗的新藥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很多致力于動物研究的人也秉承認真負責的態度，明智而審慎地權衡如何組織他們的實驗。
然而，即便是對人類藥物研究產生重大影響的動物研究——正如Dirnagl正在評審的研究，所依照的
標準遠少于人體臨床試驗所依照的標準。審視任何臨床試驗，你可以看到一長串“包含”和“排除”的標準——管理哪些人可以成為志愿者。如果你患有
高血壓或癌癥并正在接受某種藥物的治療，你將沒有資格成為志愿者。
然而動物研究很少遵循這些規則。出于道德和成本原因，研究人員試圖盡可能減少動物的使用數量，這意味著使樣本容量最小化。人為操縱實驗成為一種常態。用Dirnagl的話說，“我們開展動物研究的方式仿佛回到了石器時代”。
偏差的根源
10年前，英國愛丁堡大學神經學家Malcolm Macleod尋找新的中風療法。Macleod和同事開展了603種藥物的動物實驗，其中374種藥物有助于治愈腦
疾病。這其中97種藥物已開展人體試驗，結果發現只有一種起作用。
驚訝于動物實驗和人體試驗所得出結果的巨大差異，Macleod開始思考是哪個環節出現了錯誤。他推測，有一種可能性是，該療法的人體試驗沒有在得當的條件下開展，諸如劑量太低或中風很長時間后才服藥。另一個猜測是，人體試驗得以適當地開展，但選擇的動物并不是研究人類中風的合適對象。第三種可能性是，在動物試驗的一開始，研究者沒有對藥物進行正確地檢測。
對此，Macleod進行了更深入地研究，發現的結果令他震驚。只有36%的動物研究包括隨機分配給動物某種中風治療藥物或安慰劑。Macleod說，此外，這些并不隨機化的研究都嚴重高估了這些藥物的有效性。
Macleod之后轉向研究神經系統疾病：阿爾茨海默氏癥、多發性硬化癥、亨廷頓氏舞蹈病、帕金森氏綜合征等。在開展動物研究以尋找潛在治療方法的過程中，實際情況比研究中風的案例更糟。很多作者似乎并沒有意識到Macleod提出的缺乏嚴密性的重要性，因為他們的導師以及導師的導師都遵循著同樣的方法。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健康政策專家Lisa Bero說：“我經過訓練成為一名動物研究者。他們理解的隨機選擇是，你把手伸進籠子里，抓住碰巧撲向你的那只動物。這種選擇動物的手段稱不上是隨機方式。”一些動物可能很可怕，或者會咬人，或者它們可能蜷縮在角落睡覺。正是在這個點上，偏差出現了。
現狀回顧
作為一名生物物理學家，馬里蘭州貝塞斯達市美國國家神經疾病和中風研究所（NINDS）項目主管Shai Silberberg于3年前在以色列和美國接受培訓。他發現，NINDS給一些并未基于科學事實的項目開綠燈。他決定調查此事。
Silberberg決定從動物研究著手。在某種程度上，他需要處理類似Macleod所接觸的數據。真相令他大吃一驚：動物研究中存在巨大的偏差。NINDS的一部分預算從動物研究流向人體試驗。Silberberg擔心，這些“可憐的病人”經歷了本可以避免的痛苦。
2012年夏天，在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交涉未果后，Silberberg和一些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在華盛頓召開了一次研討會。參加者都是雜志編輯。Silberberg認為，雜志編輯在提高動物研究標準一事上發揮著關鍵作用。他說：“起初，大家相互指責，轉嫁責任。編輯應該負起責任，評審應該承擔責任，資助機構應該承擔責任。在會議的最后一天，大家達成共識：這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從那以后，NIH針對所有資助的動物研究，一律加強對項目的審查。很多機構開始嘗試新的審查方法。NIH副院長Lawrence Tabak 說：“有時一些基本原理被遺忘在一邊——實驗設計的基礎、統計的基礎。”
NIH的另一項嘗試發生在北卡羅來納州美國國家環境健康科學研究所，在這里，毒理學家正在尋找將動物研究分級的方法。分級能使監管部門針對特定化學物質給出正確的建議。美國環境保護局也正在重新審議評估動物研究數據的方法。
學術期刊也加入了這一行動。4月，《自然》雜志公布了一個針對作者和評審的清單，要求生命科學論文中涉及科學方法的內容必須囊括額外的細節。6月，《科學—轉化醫學》也公布了一項類似的舉措。
然而，一些人認為這些要求沒有必要。伊利諾伊州芝加哥西北大學研究肥胖癥和糖尿病的專家Joseph Bass說：“我并不認為整個科學界在模糊事實或研究結果存在系統性偏差。”盡管Bass承認，小鼠研究通常無法復制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但他并不認為數據是導致偏差的主要原因。相反，他認為不同領域、不同類型的實驗出現偏差的原因不同。例如，在Bass的研究領域，新陳代謝可能受到溫度的影響，而動物恰好對溫度變化極為敏感。如果基因操作對動物產生副作用，實驗結果也會出現偏差。他認為，將統一的要求應用于所有動物研究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