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獲得2003年度國家科學技術合作獎，他在答謝辭中說：“我確實為幫助中國數學發展付出了很大努力。另一方面，我很遺憾自己還沒能回中國定居。無論我為中國數學作了多大的貢獻，也無法與那些在中國土生土長，或是已經回國永久定居的人相比。”
 

施一公不想留給自己這樣的遺憾。2008年2月，40歲的他全職回國，受聘為清華大學終身教授，并出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醫學研究院副院長。他說：“從條件上講，普林斯頓大學是美國最適合做研究的地方。如果只從科研角度出發的話，我確實沒有必要回清華，我回清華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做科研。我回來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育人，教育一批人。育人在育心，做科研是育人的一個重要環節。我覺得現在的大學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種無論出現什么情況都不會放棄的東西。我想，如果引導正確的話，清華大學一定會有這樣的一批學生，他們在為自己奮斗的同時，心里還裝著一些自己之外的東西，以天下事為己任，驅使他們往前走，一定會有一批人這樣做。如果這樣，20或30年后，當我從清華退休時，我會很滿意的。”
 

2006年5月，是施一公命運的拐點，這位世界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最年輕的正教授，毅然放棄在普林斯頓大學正值巔峰期蒸蒸日上的事業，決心回歸母校清華，開始了回國的過渡期。
 

2007年3月，施一公在清華大學的結構生物學實驗室開始了第一個實驗。
 

2008年4月，施一公入選美國著名的霍華德休斯醫學中心（HHMI）研究員，但為了全職在清華工作，他毅然辭去HHMI的聘任。
 

2008年底，施一公辭去了普林斯頓大學講席教授的終身職位，他說：“在美國，我的學習、工作順利，生活富足，但我內心始終缺少歸屬感和認同感。我接受和崇尚的是傳統教育，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希望回到祖國，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能為改善和改進國家的教育體制和科技體制做些努力，能培養一批人才，為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作出一些貢獻。”
 

施一公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畢業于哈爾濱工業大學，母親畢業于北京礦業學院。父母結婚后響應祖國號召，到河南焦作煤礦工作。施一公的名字帶著深深的時代烙印：“我是在‘**’時鄭州開始**那天出生的，母親生我時連醫院都找不到，在驚恐中將我生下。父母想給我取一個有**意義的名字，想來想去，就取了‘一心為公’的前后兩個字。”
 

受家庭熏陶，從小聰穎過人的施一公對數學和物理具有濃厚興趣。
 

1985年高中畢業時，學習成績優異的施一公同時收到了清華、北大等幾所重點大學的保送邀請。在那個年代，流行“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生命科學是什么，施一公甚至一無所知。
 

“我也很想學物理，因為覺得學物理是最聰明的人的選擇。”但在與北京大學簽訂了意向書后，清華大學的招生老師又找到他。“這位老師說生命科學是21世紀的科學。盡管當時我對生命科學一無所知，但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清華。無論是現在還是當時，我都覺得到清華是最好的選擇。”
 

1989年，施一公以年級第一名的成績提前一年畢業，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課程的同時，他同時以優異成績修完了數學系雙學士學位要求的所有課程。在教授們的記憶里，施一公不但學習成績優異，而且全面發展，是清華大學田徑隊的主力隊員，曾經創造了學校萬米競走的紀錄。“1萬米競走要繞操場走25圈，每走一圈都要打一次鈴，提醒你必須要堅持。這不僅僅是一個體育項目，這是意志品質的鍛煉，這種鍛煉讓我在以后的學習、生活和工作中都受益無窮。”施一公說。
 

1990年，施一公赴美深造，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攻讀生物物理及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在國內一直保持“第一”的施一公，剛到美國后發現英語不行，于是給自己規定每天背25個新單詞，很快過了語言關，他在學科上的能力也得以充分的展示。有一次，系主任兼實驗室導師自認為發現了一個生物物理學中重大理論突破，激動地向學生們演示，沒想到施一公卻當場指出了導師在某個演算中的漏誤。從此，導師對他刮目相看。畢業時，導師破例公開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學生”。
 

1995年，施一公獲博士學位，次年到紐約史隆·凱特林癌癥研究中心結構生物學實驗室從事博士后研究。1997年4月，他還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課題，就被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聘為助理教授。
 

1998年2月，施一公正式就任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助理教授。一進學校，普林斯頓大學就給他提供了200平方米的實驗室和近50萬美元的啟動基金。在當時，這種待遇是很多人無法企及的。良好的科研條件和機制為施一公提供了施展才華的空間。施一公選擇癌癥研究為主攻方向，他研究的課題是：細胞凋亡和癌癥發生的分子機理，而細胞凋亡通路的破壞與癌變有密切關系。施一公說：“我們這個分子生物學系癌癥結構生物學研究組，以研究細胞凋亡和癌癥發生的分子機理為主攻方向。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從根源上了解它們，提示其分子機制。而這正是我的研究興趣所在。我們以結構生物學和生物化學為主要研究手段，獲取關鍵蛋白質的原子水平的結構。我們看到癌癥抑制因子和致癌因子的一些空間結構，看它們怎樣相互作用，把‘不正常’變為‘正常’的工作手段，而這就是導致治療和防治癌癥發生的一個突破性的手段。”
 

致癌原因一直是全球科學家致力研究的目標之一，2003年7月，由于對解開這一人類生命科學之謎的突出貢獻，施一公獲得國際蛋白學會（The Protein Society）頒發的“鄂文西格青年研究家獎”（Irving Sigal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是這項獎項設立19年以來首位獲獎的華裔生命科學研究學者。當時施一公剛剛36歲。很多曾獲該獎項的人如今已是美國科學院院士。
 

施一公卓越的學術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認可。2001年，僅用3年的時間，他就獲得了普林斯頓大學終身教職，而一般申請終身教職需要6年；2003年，他又被聘為正教授，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2007年，他被授予普林斯頓大學終身講席教授。短短9年，他就獲得了普林斯頓大學最高級別的教授職位。
 

年輕且學術造詣深厚的施一公，成為許多頂尖級大學爭相競聘的對象。2000年以來，哈佛、MIT、約翰·霍普金斯、杜克、密歇根等10多所美國頂尖級大學都向施一公拋出了“橄欖枝”。隨著他進入學術發展的上升期，普林斯頓給他提供了越來越優厚的條件：他的實驗室面積是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整整一層樓。他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除學校給予他穩定的資金支持外，他申請了11次美國國家基金，10次中標；有一個基金會資助他的科研；他還和許多美國的大公司合作，支持他的科研；他回國前僅目前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5個獨立的科研基金點就可以一直支持實驗室到2012年；而且如果他愿意在普林斯頓大學哪怕保留半職，他就可以獲得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中心（HHMI）5年共計1000萬美元的經費支持……
 

事業的成功也伴隨著他優越而幸福的家庭生活。在普林斯頓，學校資助他購買了500平米的獨棟別墅、1英畝的花園。一對龍鳳胎兒女享受著美國快樂的幼兒園教育……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國參加4年一次的中國生物物理學年會。期間，校領導找到他，說清華急需人才，尤其是醫學院和生物系，問他是否可以全職回清華工作。
 

當天晚上，施一公給妻子打電話，妻子說：“這個機會挺好的，你不是一直想回國嗎？你應該好好把握。”他非常高興：“沒想到妻子會這么支持我。”
 

妻子支持他回國工作，但沒想到他還要把家全部搬回去！當時施一公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實驗室還有20名科研人員。2006年6月，施一公開始了回國的過渡期，他開始慢慢關掉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實驗室，并著手在清華大學建立結構生物學中心。2007年3月，他在清華的實驗室開始了第一個實驗。一年后，他全職回到母校清華。
 

“對于我回國的決定，許多人困惑，但真正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這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決定。我的童年生長在河南中部農村，周圍都是貧窮但樸實的農民，他們對‘**’中下放的我們全家格外照顧；他們任勞任怨，辛勤勞動。我懂事以后就想回報這些父老鄉親。若要民富，則需國強。對他們最大的回報就是盡自己的力量使國家更加富強。”施一公說。
 

曾是施一公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生和博士后、如今已是清華大學教授的顏寧清楚地記得，在普林斯頓第一次見到施一公時，施一公就對她說：“你出國之后就會更愛國。”在施一公看來，“愛國是最樸素的感情，有誰不愛自己的母親呢？”
 

率直、生性樂觀的施一公堅定地面對著回國過渡的每一個困難。在2007年的過渡期，每次回國，他的咽炎至少要一個月左右才康復。在普林斯頓，他可以直接在普通實驗臺面上做實驗，因為空氣質量好，作實驗時很少會出現被污染的情況。而回到清華，他必須建立專門的細胞間。否則，培養的細菌經常被空氣中的噬菌體殺死。因此，他們規定所有實驗室的窗戶必須關閉，無論天氣多好都不能打開，否則做實驗會污染。但這些毫不影響他回到祖國的興奮與激情。
 

就像他每周都爬一次香山，每次都從北門最陡的地方爬上去。“第一次爬的時候花了近兩個小時，累得不行。現在，直上直下2300多個臺階，半個小時就爬上去。有時累的時候就想，回國不一定有多累、多艱苦，這點累是一種享受。就像大學時練體育，我的意志很堅定，沒有什么困難是不能克服的。”他說。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些事情對我思想的影響太大了。你問我回清華最想做什么？我最想做的就是育人，科研只是育人的一個重要環節，我甚至覺得愛國主義教育和專業教育一樣重要。
 

他相信，中國會有一批這樣為理想奮斗的人。如今，41歲的施一公培養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已有許多成為知名的教授。
 

“再過二三十年后，當我在清華退休時，看到自己的那么多的學生成為理想遠大、影響社會甚至影響世界的人，那將是多么快樂的一件事。”施一公說。
 

“在美國和中國做同樣的事，在清華會開心得多。回到清華后，我每天早上都很激動，又是新的充實的一天，又可以做很多事情。當你很有理想、心情愉快的時候，覺得特別有勁。”施一公說。
 

每天早上不到8點，施一公就來到辦公室，晚上12點以后離開，幾乎每天工作都在16個小時以上。他的學生張旭說，只要施老師在辦公室，大家可以隨時進他的辦公室。而只要他有空，也會隨時來到實驗室，指導學生實驗，從國際前沿的課題思路，到實驗如何設計，到一個溶劑的配制……
 

“雖然在清華開始實驗僅僅一年多的時間，但課題的深度、廣度、學生的思維訓練已經相當不錯，大家都干勁十足、熱火朝天，現在實驗室完全可以與我在普林斯頓大學鼎盛時期的實驗室相媲美，這是我非常自豪的地方。”施一公說。
 

施一公的8名學生中，已有3名學生的課題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果。2008年12月14日，他的博士生張旭在讀二年級時就已經有一篇成果在《自然》雜志的姊妹刊《自然結構與分子生物學》雜志刊出。
 

談起導師施一公，張旭不住地感嘆自己“幸運”。談起自己的實驗和文章，張旭說：“其實我自己一直不看好自己的實驗，當施老師從他的角度闡述這篇文章的時候，我自己都很驚訝，沒想到成果這么重要。我們發現的這個蛋白結構跟以前的任何一個蛋白結構都不一樣，是一個很新的折疊方式，還推翻了以前一個著名實驗的假設。”張旭說。“如果沒有施老師，對我們初學者來說，不可能會得出這樣重大的成果。”張旭說。
 

施一公對自己的學生也是稱贊有加。“他們都很努力，每天夜里我12點離開時，還有許多同學在做實驗，周末也經常不休息。”
 

張旭說：“大家的工作熱情都很高，尤其是有一些成果出來后，大家比著向前做，要強勁都出來了。”
 

學術造詣高、率直、樂觀、平易近人，像是老師，更像是朋友，這就是學生眼中的施一公。在學生眼里，施一公對學生“總是特別好”，他會隨時來指導學生實驗，有時組織學生去爬香山，每月和實驗室同學至少聚一次餐，與學生討論任何問題，關心學生要吃好穿暖……“與施老師談話時，他總是給你希望，即便是他很苦惱時，也不會把這種情緒帶給你，總是給你信心。”李曉淳說。
 

他還會給學生做各種講座。一位大一學生聽完他的講座后激動地說：將來一定要成為像施一公教授這樣胸懷祖國的科學家。一位大四學生在聽完他的專業講座后感慨地說：聽了這堂課似乎把本科4年的生物學全部串下來了。施老師一針見血地把要領全部提出來，要點全部串下來，講的是觀念，而不是具體的知識，告訴你如何向前走。
 

施一公把實驗室的目標索定在膜蛋白上，這不僅是國際結構生物學領域最前沿的課題，也是國內制藥領域需要解決的重大創新。同時，施一公還擔任了科技部重大專項的首席科學家。
 

他的事業在清華大學全方位地前進著。
 

施一公，1967年生于河南鄭州。1985年，作為全國數學競賽一等獎和河南省賽區的第一名，被保送清華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系。1989年，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績，提前一年畢業，1990年赴美國留學。1995年，獲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生物物理專業博士學位。1998年，任教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2001年獲該校終身教職，2003年被聘為正教授，是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2007年3月，被授予普林斯頓大學講席教授。
 

2008年4月，入選美國著名的霍華德休斯醫學中心（HHMI）研究員（入選HHMI被認為是生命科學領域的最高榮譽之一），為了全職在清華工作，他毅然辭去HHMI研究員的聘任。
 

研究方向主要運用結構生物學的手段研究癌癥發生和細胞調亡的分子機制，迄今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其中25篇發表于國際頂尖學術刊物《自然》，《科學》和《細胞》。
 

在2003年獲國際蛋白學會頒發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學家獎”，為19年來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華裔科學家。2005～2008年，擔任美國華人生物學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