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案子看來又得拖一陣了。聯系過國內十幾家知名司法鑒定機構，至今沒一家愿意接。”重慶籍小伙冉金發，最近感到有些無助。作為國內首例疑似乙肝 藥物不良反應案的原告，冉金發起訴天津兩家藥廠及醫院三被告的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詳見羊城晚報2015年10月14日A7版相關報道），如今因找不到 “司法鑒定”機構而陷入了僵局。

這場訴訟案源自冉金發吃了4年乙肝藥物，疑因不良反應致身高變矮8厘米。去年10月該案開庭審理時，患者、醫院和藥企三方都認可“是藥三分毒”。但冉金發的“變矮”，是否與服用的乙肝藥物有因果關系，需申請做司法鑒定。而讓冉金發沒料到的是，申請鑒定之路異常艱辛。

爭議難定

吃藥4年身高“變矮”

冉 金發患有乙肝，在廣州讀大學期間一直服用醫院開具的治療乙肝藥物。4年之后，他發現身高縮水8厘米，且出現不良反應。輾轉廣州幾家大型醫院治療，結果他被 確診為骨質疏松，并患上腎小管疾病（范可尼綜合征）。其變矮是否是“藥禍”導致？去年庭審時，原被告雙方達成了一致意見，先申請司法鑒定。

當時，初步確定由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進行司法鑒定。但讓冉金發沒想到的是，這項鑒定至今沒有一家鑒定機構愿意接。

去年11月，主審該案的花都區法院收到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的答復函，稱作退案處理。隨后法院通過搖珠選出廣東南天司法鑒定所，等來的回復是“鑒定要求超出本機構技術條件和鑒定能力范圍”。

冉 金發告訴羊城晚報記者，找前幾家被拒后他以為僅是個案，接著又嘗試找過四川、重慶、上海、北京的十幾家權威司法鑒定機構，但均遭拒絕。直到今年3月1日第 二次開庭，法院只是向雙方出具了上述鑒定機構的回復，并要求繼續尋找。但直至今天，距第一次開庭5個月過去，鑒定申請沒有任何進展。

為難的也不只是冉金發一方。作為冉金發服用的乙肝藥物生產商之一——天津藥物研究所相關負責人亦透露，根據法院要求，被告也在積極尋找司法鑒定機構，但至今也鮮有進展。

多家機構拒鑒定申請

為何多家機構都拒絕做鑒定？羊城晚報記者先后致電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廣東南天司法鑒定所等多家機構。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的一名午姓負責人稱，作出退案處理只因手中積壓過多案件，沒辦法接納更多申請。“他這個案子要不要接，到時還得看具體的鑒定申請材料”。

廣 東南天司法鑒定所與上海一家司法鑒定中心的回應一致：缺少藥理方面的鑒定專家。西南政法大學司法鑒定中心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目前國內能夠承接藥品不良 反應醫療糾紛鑒定的機構極少。即使愿意接，也極是少數。這首先要求鑒定人員要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其次由于每一個人的經驗與能力有限，需要一個臨床專家庫作 支持。

此外，藥品不良反應鑒定本身的復雜性，成為大多機構拒絕鑒定的另一理由。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的工作人員稱，科學性的實驗存在誤差，影響藥品不良反應的因素又非常復雜，這方面的鑒定比臨床醫療操作過錯的鑒定難度更大。

困境難解

建鑒定專家庫很必要

醫 療糾紛鑒定案件越來越多，但有能力承接案件的司法鑒定機構卻不多，由此多位專家受訪時都強調建立鑒定專家庫的必要性。全國人大代表、解放軍代表團301醫 院老年心血管一科主任李小鷹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中就提出，“重新構建科學、合理、統一的醫療損害鑒定體系，完善醫療損害鑒定法律制度，已經成為我國公正司法 迫在眉睫的任務之一”。

李小鷹認為，現在絕大部分都是由法醫鑒定醫療損害，這是不合適的。法醫可以參加醫療糾紛的處理，但參加醫療損害的鑒定是缺乏法律依據的。

全 國人大代表、內蒙古興安盟人民醫院院長助理司艷華也表示，現有的司法鑒定不夠完善，人員專業化存在嚴重不足，導致醫患雙方人員對鑒定結果的公正性存有疑 問，還容易導致醫患關系緊張。司艷華建議政府有關部門、醫療機構等組成聯合認定機構，減少醫患雙方重復鑒定及法院推托認定錯位選擇，以保證良好審理基礎框 架。

為此，司艷華代表提出了詳細的解決方案：認定機構可從醫學及司法專家庫中抽出鑒定人員各2人，患方1人，醫方1人，鑒定組共計6名。政 府、醫療及司法部門各參加1人，起監督作用。組長1人，記錄員1人，共計11人，這樣能減少醫療及司法鑒定后各自不認可的現象，某種程度上也能解決建立司 法鑒定專家庫的問題。

不良反應險收效甚微

冉金發的遭遇，一方面是司法鑒定專家（藥理方面）的缺失，另一面是我國藥品不良反應 救濟制度的缺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評價中心專家孫忠實教授曾表示，中國《藥品不良反應管理辦法》中，并沒有任何條文規定“藥企應對不良反應的受 害者做出賠償”。也就是說中國目前沒有任何規定，可以要求藥企對不良反應的受害者做出賠償。

我國藥品管理法第93條規定，“藥品的生產企 業、經營企業、醫療機構違反本法規定，給藥品使用者造成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我國《藥品不良反應報告和監測管理辦法》第62條幾乎與之作了相同的 規定。但問題在于，在藥品不良反應事件中，藥品的生產企業、醫療機構恰恰沒有違反上述法律和規章的有關規定，主觀上不存在過錯，因此無需承擔法律責任。

記 者獲悉，在發生藥品不良反應的患者救濟上，一些國家不僅建立了藥害救助基金，醫藥企業在其中更是主要力量。據華中科技大學《藥品不良反應損害補償制度研 究》論文作者張芬論述，在德國、日本、瑞典等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已經對藥品不良反應損害的責任及補償進行相關立法，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的藥品不良反應補 償體系：保險模式和基金補償制。

比如，各國對藥品不良反應采用無過錯責任原則，結合基金或保險分散風險，以保護患者生命健康權益減少社會風 險。像德國實行了藥事法危險責任與基金配合制度，瑞典實行的是藥品責任保險制度，日本及我國臺灣地區則實行的是基金補償制度。據悉，1999年至2015 年9月，臺灣藥害救濟基金會累計受理案件2683件，歷年平均獲得救濟比例為57%。比較而言，目前不良反應基金補償制度，被視為國內可借鑒的一種模式。

至 于保險模式，據悉，在我國藥品不良反應保險早在2003年就已醞釀入市。2006年大地保險公司與上海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聯手推出國內首個嚴重藥品不良 反應綜合保險：藥品生產企業自愿購買、支付藥品銷售總額0.2%左右的保費，在藥品使用過程中若發生嚴重不良反應，則由保險公司支付賠償。因繁雜的索賠程 序和較長的索賠時間，經過5年的調整面市之后，最終只有1家制藥企業投保，該模式收效甚微。

冉金發的代理律師劉曄持告訴羊城晚報記者，雖然鑒定機構難找但總得找下去。“最后即使找不到，法院還是會根據原被告雙方提交的資料進行庭審。當然找不到這個可能性很小，只是個時間問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