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20多年時間在中國系統學習中醫并獲得中醫博士學位后，加拿大學者胡碧玲對浸染了五千年中華文明的神奇中醫感嘆不已：“中醫藥應該有自己的教育方式，而不應照搬西方的教育體系！”

　　這些年，圍繞“中醫藥現代化”和“中醫西化”等趨勢，社會多有爭議：用西醫的學科體系來構建中醫藥教育，拿西醫的評價體系給中醫打分，一些中醫藥院校畢業生改行當醫藥代表導致有人甚至把中醫藥大學戲稱為“醫藥代表大學”……在現代化進程中，中醫藥及中醫藥教育逐漸走失，失去了靈魂。

　　“中醫藥教育要現代化，不要東施效顰”

　　學生在中醫專業學三五年甚至八九年不會或不能熟練進行脈診，這在汕頭大學中醫教研室主任、汕頭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中醫科主任肖詠看來，似乎是中醫藥教育的通病。

　　肖詠認為，這與近年來一些人否定和排斥中醫療法有關，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醫藥院校課程設置過于偏重西醫，忽視中醫經典教學以及與中醫藥相關的中華傳統文化教育。

　　調查中記者發現，一些中醫藥院校開設的中醫學專業課中，中西醫比例為6∶4；也有學校開設的解剖學、生化、化學實驗等西醫課程約占專業課程總數的一半；還有些中醫藥院校開設了名為“臨床醫學”的純西醫專業。

　　不少學者認為，中醫臨床辨證論治思維的退化、在科研項目立項審批上過度強調現代科學指標導向，以及中醫藥專業學生對中醫價值缺乏認同，是中醫藥加速“去中國化”的重要原因。

　　“學了這些課程貌似中醫和西醫都懂，可以寬口徑就業，但其實學生可能都不精通。”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基礎理論教研室主任潘毅認為，“中醫藥及中醫藥教育實現現代化是必然趨勢，如用現代科技手段提高中醫藥的療效、分析藥理成分、用大數據手段加強中醫藥教育的針對性、給中醫藥專業學生增設部分西醫基礎課程，以及中醫門診借助現代醫學儀器，這些都是時代發展的需要。但問題是，我們如何把握一個恰到好處的‘度’。如果中醫藥及中醫藥教育失去了幾千年傳承不斷的靈魂，那就談不上卓越。”

　　對此，中日友好醫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王辰警告說：“在中醫藥發展上，今后我們再不能東施效顰，一味照搬西醫體系！”

　　潘毅建議，今后，中醫藥院校在構建科學合理的課程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基礎上，要高度重視學生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加大中國傳統文化、醫古文等課程的比重，把訓練學生的中醫思維作為提高中醫藥教育質量的重中之重。

　　“既要尊重中醫藥發展規律，又不能盲目崇洋”

　　不論中醫還是西醫，每種醫學的產生和發展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土壤。北京中醫藥大學副校長谷曉紅認為，中醫從“治未病”到“治有病”，再到善終，都體現了獨特的東方哲學思想。“與西醫注重治‘有病’不同，中醫關注人的生命全過程，在一個人的身體還沒出問題前就開始著手‘從上游撈人’。所以，我們在發展中醫藥和中醫藥教育時就得遵循中醫藥有別于西醫的獨特規律。”谷曉紅說。

　　潘毅認為，西醫是結構科學，更關注器質性病變，中醫學則關系和結構都不放過，但更關注整體和調節關系，更關注功能。中醫所說的“治未病”就是西醫所說的功能問題，其中部分人功能失調，但檢查指標是正常的。假如把醫療重心放到預防而不是發病后的治療，可節省大量費用。

　　實際上，中醫藥發展的這種規律為我國國民健康作出了巨大貢獻。不久前發布的《中國的中醫藥》白皮書表明，截至2015年底，全國有中醫類醫院3966所。中醫類別執業（助理）醫師45.2萬人。中醫類門診部、診所42528個。2015年，全國中醫類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達9.1億，全國中醫類醫療衛生機構出院人數2691.5萬人。同時，中醫藥除在常見病、多發病、疑難雜癥的防治中貢獻力量外，在治療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甲型H1N1流感，以及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甘肅舟曲特大泥石流等突發公共事件的醫療救治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堅守傳統的、完全依靠“望、聞、問、切”的中醫坐診模式還能否適應時代需求，一直是廣受社會爭議的焦點問題。潘毅認為：“從事現代中醫的人如果沒有基本的西醫基礎知識，也可能不適應時代發展需要。比如，高血壓診斷，中醫能從脈象判斷出來，但血壓究竟高到什么程度，需要有西醫手段和體檢報告來配合診斷。問題是，做一名合格的現代中醫到底需要多少西醫知識才算‘基本’？”

　　事實上，中醫藥教育學界對于借鑒西醫的一些治療手段并不排斥。“我們既要尊重中醫藥發展規律，又不能崇洋，同時也不能盲目排外。”谷曉紅認為，在中醫和西醫之間，我們不應有門戶之見。

　　中醫藥“走出去”的信心不能憑空而來

　　西方社會對于中醫藥的這種特殊性，其實并不陌生。

　　今天，越來越多的中醫藥走出國門，進入中國的國際形象標識之列。據《中國的中醫藥》白皮書顯示，目前，中醫藥已傳播到全世界183個國家和地區，86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與中國政府簽訂了關于中醫藥方面合作的協議，世界衛生組織103個會員國認可使用針灸。

　　“中醫藥如何用現代化的語言、實證、證據說服醫學同道？這是必須思考的問題。”上海中醫藥大學副校長胡鴻毅表示，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必須牢牢把握中醫藥的內在特質，這涉及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文化傳承等方面。

　　“我們倡導中醫要有自信，但并不意味著故步自封。在現代社會，中醫發展水平和影響力如何提升？必須把握時代脈搏，既要適應國外發展環境，又要彰顯中醫藥的優勢，將傳承與創新高度融合，努力實現中醫藥健康養生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升中醫藥的影響力。”胡鴻毅說。

　　按照《中國的中醫藥》白皮書的規劃，到2020年，我國將實現人人基本享有中醫藥服務；到2030年，中醫藥服務領域實現全覆蓋。

　　不少學者認為，雖然中醫藥發展將迎來一個黃金階段，但中醫作為一門經驗科學，其理論缺少現代化解釋。中醫藥要“走出去”，必須讓它從模糊走向清晰，從清晰走向數字化，從數字化走向標準化，從中國標準走向世界標準。

　　“推動中醫藥‘走出去’需要建立標準。首先我們要學會建立標準的方法，建立的標準要被國際認可和接納。所以，建立標準除了要有意識，還要掌握技術。”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張伯禮認為，制定標準最大的困難在于文化背景和語言的障礙。（本報記者 柯進 萬玉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