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初，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進一步改革完善藥品生產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見》（國辦發〔2017〕13號）明確提出，食品藥品監管部門要加強對醫藥代表的管理，建立醫藥代表登記備案制度，備案信息及時公開。醫藥代表只能從事學術推廣、技術咨詢等活動，不得承擔藥品銷售任務，其失信行為記入個人信用記錄。

　　時隔一個月，國務院辦公廳掛網發布《2017年政務公開工作要點》，再提醫藥代表登記備案制，明確指出，要做好醫藥代表登記備案信息公開工作。

　　在中國醫藥行業存在了近30年的“醫藥代表”以及與之相關的臨床學術交流規范性的話題不斷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這也意味著，醫藥代表登記備案制度有望獲得實質性的推進。

　　300萬醫藥代表需剝離藥品銷售

　　據相關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醫藥行業銷售費用平均占比為43.92%，這一數字也大大高出了全球創新藥行業的平均水平。同樣以2014年的數據為例，輝瑞、諾華、GSK、默沙東等跨國藥企年報顯示，其全球銷售費用在24%~31%之間。

　　高昂的銷售費用成為限制是我國制藥企業提升銷售效率的障礙，這其中，藥品回扣行為也被認為是推高銷售費用的主因，成為我國醫藥行業長期存在的頑疾。

　　2016年底，CCTV-13新聞頻道在“新聞30分”欄目中就曾播報了《高回扣下的高藥價》調查報道，曝光了醫藥代表與醫生的診內交易。報道稱，調查發現醫藥代表拿到的提成是藥品價格的10%，而醫生收的回扣是藥品價格的30%~40%。節目播出后，醫藥代表在大部分人眼中的形象就是賄賂醫生從中牟利的推手，極不光彩。

　　有醫藥代表透露，除了“給回扣”這樣的辦法，邀請醫生去做講座、開學術會議也是醫藥代表們常用的方式，實際上是變相地邀請醫生吃飯、旅游。部分合規性審核嚴格的外企也想出各種辦法，例如通過旅行社來洗錢，用組織項目、學術會議的名義將資金打入旅行社，然后洗出現金再用于支付醫生和部分醫院管理人員的賄賂費用。2013年葛蘭素史克行賄事件就是典型案例。

　　此前，39醫藥公社就曾發文，衛計委在上海8家大醫院中抓到了違規醫藥代表，而涉事的醫院大多是上海市知名的三級醫院，其中包括中山醫院、瑞金醫院、仁濟醫院、上海市第十人民醫院等。因而，有業內人士指出，只有將300萬醫藥代表將與藥品銷售剝離，使之處于社會全面監督之中，才能徹底改變整個醫藥行業行賄環境。

　　在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會長于明德看來，醫藥代表行業的變化，跟我國長期缺乏醫藥代表的管理和約束機制有關。我國對醫藥代表不僅沒有準入門檻，也沒有一部公認的行為規范。現實中，醫藥代表成為一群素質不齊、手段灰色的“營銷公關人員”的競技場。

　　多省份推醫藥代表備案制

　　醫藥代表合規性考驗引發關注。事實上，早在多年前，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就起草了《醫藥代表行為準則》(以下簡稱《準則》)，不僅對醫藥代表的基本職責做了明確規定，還對其從業資格進行了限定。而對醫藥代表實行備案管理，一些省份也有過嘗試。

　　2007年，安徽省發布了《關于對藥品銷售人員實行備案管理的通知》（皖食藥監辦〔2007〕218號）和省局《安徽省藥品批發企業業務員管理指導意見》（皖食藥監市[2012]217號），各地、縣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也根據實際情況在網站公示備案情況。

　　山東省自2008年5月10起，啟用藥品營銷人員備案系統 ，但在2016年1月11日嘎然終止。2016年1月11日，山東省藥監局發布《取消山東省藥品營銷人員備案管理的公告》稱，為貫徹落實國務院，省委、省政府關于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要求，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激發市場活力，經研究決定取消山東省藥品營銷人員登記備案管理制度。

　　2016年5月13日，湖北省發布《關于實行藥品批發企業關鍵崗位人員登記報告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需要登記報告的人員為藥品批發企業關鍵崗位的人員，包括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企業負責人、質量負責人、質量管理部門負責人、質量管理人員、采購人員和銷售人員。

　　由此可見，我國醫藥代表備案制一直處于不斷調整建設中，但仍有諸多細節需落實到位。

　　中國醫師協會副秘書長謝啟麟謝啟麟此前曾建議，醫藥代表作為職業的一個類別，應該有一個資格認定或者是準入門檻，門檻不用設得太高，但是必須有一個準入的概念，包括培訓、資格、資質等。同時，醫生和醫藥代表之間應該要制定相關的行為操守，制定相關的行業標準，這樣醫藥企業對提高醫師執業水平也能提供一定的幫助，同時也使醫藥代表這一職業能夠更健康、規范地發展。

　　在39醫藥君看來，《2017年政務公開工作要點》明確提出，做好醫藥代表登記備案信息公開工作，可以更為明朗的摸清目前醫藥代表的真實情況，與之前行業內魚龍混雜的情況相區分，對行業進行較好的整頓和梳理，對醫藥代表進行更多的規范，敦促醫藥代表“轉型”。而“醫藥代表”則應主動順利行業改革潮流，盡早完成自身職業規劃及角色轉變，迎接政策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