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在澳門科技大學任職的新藥研發專家朱依諄教授，在復旦大學工作期間研發的生物類新藥，最近以超億元的價格成功轉化；幾乎同時，同濟大學房健民教授研發的兩個新藥成果在山東“落地”，兩家新藥企業相繼成立，目前已進入生產階段。

　　近年來，得益于政府對科學研究的持續投入，特別是對科研成果轉化的支持力度不斷增加，一批在產業界和學術界都有豐富經驗的生物醫學領域的科學家，正成為“解鎖”中國生物醫藥產業的重要力量。

　　中國生物醫藥研發增長迅速

　　兩年前，一篇媒體的公開報道讓很多學界人士印象深刻：中國的生物醫藥研發以一年1600億美元的投入，位列亞洲第一，但大多沒有起色，成效寥寥。可短短兩年后，情況改觀了。今年，中國的生物醫藥研發開始進入爆發式增長的階段。作為佐證的一個數字是：國際生物醫藥市場每年的增長率是14%，而中國近兩年的增長率達到了30%。

　　另有業內人士透露，截至今年3月底，國內外醫藥企業和研究機構在國內進入臨床試驗的藥物超過了700種，其中三分之二是有明確靶點的分子藥物，且大多數來自我國研究機構和企業。中國原本在國際生物醫藥市場的占有率是1.7%，現在達到了2.8%，雖然與美國在國際市場占有率接近50%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但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

　　“生物醫藥研發本身周期長、門檻高，需要長時間的積累。正是因為過去10多年積累，現在才開始初見成效。”上海交通大學藥學院院長朱建偉說。他于2011年回國，親歷了中國生物醫藥發展的過程。“以我研究的抗體類藥物為例，從2000年到2010年，每年的申報數量是3個到5個；但自2011年到2015年，申報數量每年都達到了50個，翻了10倍。”

　　政府成推動生物醫藥發展最大動力

　　“政府通過各種措施推動生物醫藥發展，這樣的力度在全世界都可說是絕無僅有的。”朱依諄告訴記者，不論是在與生物醫藥研發相關的基礎研究領域的投入，還是制定各項成果轉化的政策，政府都發揮了主導作用。

　　據了解，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創辦的百濟神州藥業獲得了地方政府的大量投資。生物醫藥領域知名新創企業蘇州信達藥業在創辦之初，也獲得了地方政府的優惠扶植政策。“正是因為我們的生物醫藥產業面臨嚴峻現實，所以政府才加大對生物醫藥研發的支持。”朱建偉告訴記者，目前全球有100多個在臨床治療中使用的生物類新藥，但是因為知識產權等原因，其中只有10個左右新藥能夠在我國的醫院臨床使用。

　　因此早在“十二五”期間，新藥研發就被列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重要資助方向。在2016年國家九個重大科學專項中，至少有一個直接與生物醫藥研發相關。對于那些有望在生物醫藥領域有收獲的科學家，政府更是不吝投資，在去年科技部等各類基金項目中，有相當一部分都與新藥研發相關。

　　近年來陸續出臺促進成果轉化的各項政策，也使科學家們的成果轉化熱情更加高漲。朱依諄關于益母草堿用于心臟病治療的藥物，以1700多萬美元實現成果轉化，其中30%給了復旦大學，20%用于支持復旦大學藥學院的發展，其余的50%則歸他和他的團隊。

　　海歸學者建起產業和科研之間的橋梁

　　“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各高校和科研機構引進的學者有不少是來自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或者創新的藥企。”朱建偉告訴記者。

　　“當我們重視發表論文時，引進人才必然是以論文為導向的，當我們更重視科研對整個社會創新轉型發展的作用時，那么愿意回國的那些學者，帶回來的就不僅是科研和技術，還有產學研的經驗。”某高校的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朱建偉就是2011年中組部第六批千人學者，他的千人學者申報材料中沒有一篇論文，但是他回國前已在NIH一家生物醫藥轉化中心擔任研究員，他自己的課題組研發的兩個抗體類新藥也正在FDA的審批過程之中。2012年入職上海交大后，他就領銜成立了教育部唯一的一個細胞工程與抗體工程研發重點實驗室，為科研機構和企業的新藥研發提供服務。正是在這一平臺的支持下，浙江醫藥集團生產的乳腺癌靶向治療藥物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解決了這類靶向藥物生產難題的一類臨床藥物。

　　“和我差不多時間被引進回國的學者，很多都是身兼科學家和生物醫藥企業創始人兩種身份。”朱建偉告訴記者。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施楊，在擔任復旦大學雙聘教授時已創建了一家生物醫藥公司。同樣，第五批千人計劃學者房健民在回國前也是一家醫藥公司的研究員。現在，他是我國眼科國家一類新藥“康柏西普”新藥分子的發明人和分子設計人。房健民說：“在美國時，大家公認的一位明星教授，一個人就有30幾個公司，每研發出一個藥物，就可以設立一個公司。”不過在房健民眼里，這兩年，國內的科研成果轉化進程，已經大大加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