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撰文論述逆向思維，很少有誰提及“逆向人才”。其實，逆向思維多發自“逆向人才”的頭腦，既然有逆向思維，怎會沒有“逆向人才”呢？ 　　具有逆向思維的人，思考問題往往好獨辟蹊徑，分析問題常常見解獨到，善于提出與眾不同的觀點。思維上的逆向，又促使他們品格上的“逆性”、行為上的“逆態”的形成，成為“逆才”。“逆才”多不完全信奉上級的指示，不拘泥于領導上的老皇歷，好在工作中翻新花樣，標新立異。正因為如此，他們有時難免表現得固執、自負甚至恃才傲物，難以迎合領導的心理、順從領導的意圖。 　　有些領導喜歡順從聽話的人，對愛自作主張、好頂撞上級的“逆才”常疏遠之甚至棄而不用，從而導致一大批確有真才實學和發展潛力的佼佼者受壓抑、遭排斥、被埋沒。在世界各國爭搶人才的當今時代，這種歧視“逆才”的現象理應得到徹底的改變。 　　不要以為凡是“逆才”，都屬于對立面，都是有敵意的。殊不知，“逆”中有“敵”，“逆”中亦有“友”。“逆才”未必都是正義事業的叛逆者。在許多情況下，能夠傾吐逆耳忠言者，往往正是表里如一、襟懷坦白、才華出眾的能人賢士。唐朝貞觀年間的諫議大夫魏征，就是一個典型剛正不阿的“逆才”。他經常針對唐太宗的缺點和錯誤犯顏直諫，多次讓唐太宗下不來臺。他于貞觀十三年所上《十漸不克終疏》，尖銳地指出唐太宗十個方面的過錯和缺點，令唐太宗非常尷尬。可唐太宗一直將魏征作為難得的賢士善待之，重用之，甚至于尷尬之后，將《十漸不可終疏》列諸屏風，朝夕瞻視，以作為當朝執政的座右銘。正因為有魏征這樣的“逆才”賢相輔佐，唐太宗才坐穩皇帝的寶座，使唐王朝有了貞觀盛世的出現。魏征死后，唐太宗思念不已，嘆息道：“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征歿，朕亡一鏡矣！” 　　一味順從頂頭上司的人，也不一定就與領導者志同道合。順從的背后，不見得不隱藏禍心。春秋戰國時期，齊桓公的近臣豎刁為取悅桓公，自宮為閹人，服侍桓公極為周到；易牙為取悅桓公，不惜殺了兒子，做成羹湯獻給桓公；開方為取悅桓公，父母死了也不回家奔喪而臣于桓公。豎刁、易牙和開方對齊桓公可謂順從至極，他們也因此得到了齊桓公的信任和重用。可等到齊桓公年老體邁、臥床不起時，豎刁、易牙和開方三位奸佞之徒一改往日的順從，欺上瞞下，胡作非為，最終釀成齊國內亂。結果，曾先后滅掉三十余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位列五霸之首的齊桓公不僅喪失了霸主地位，還落得“其身被囚，食粥不得，病餓而亡，尸腐蛆生”的悲慘結局。 　　人們常說“人言可畏”。其實，對領導干部來說，聽不到人言，聽不到群言，特別是聽不到“逆才”的逆耳之言，那更可畏。要成就一番正義的事業，切不可錯待剛正不阿的“逆才”——對他們提出的不同的意見，只要符合實際，只要對改進工作、發展事業有利，即使再尖刻、再刺耳，也應認真聽取、虛心接受。他們只要主流不偏、本質不壞，能干事、能干成事，即使不順從領導，頂撞了領導，也應予以理解，也應放手使用甚至重要。在進一步開創改革開發新局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尤其應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