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大商人胡雪巖，周旋于官場、商場和洋場，歷經商海沉浮，悟得一套經商奇學和靈活變通的官商之道，被慈禧太后賜予[二品頂戴]，史稱[紅頂商人]，成為19世紀中葉富甲天下的“官商”。直到今天，企業界還在津津樂道胡雪巖的傳奇經歷，“為政要看《曾國藩》，經商要看《胡雪巖》”是當今中國社會流行的一句話，表明了胡雪巖在中國商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 如果僅僅從企業家素質角度看，胡雪巖可以說是奇才，按照臺灣交通大學教授曾仕強的說法,“胡雪巖其實是范蠡、白圭、呂不韋的綜合體。他有范蠡的致富之道，有白圭的經營之道，更有呂不韋的政商之道”。然而，這位奇才卻輝煌一時，并沒有造就出基業長青的企業，1884年胡雪巖受洋商排擠破產了,他于1885年去世。可以說，在一個社會動蕩的、官本位的經濟體制中，胡氏悲劇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不僅是中國缺少百年老店的原因，也是今日之中國一定要走向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因。 胡雪巖的傳奇經歷說明了什么？用現代企業戰略理論來解釋的話，那就是胡雪巖經營的企業并沒有可持續的競爭能力。“胡雪巖模式”的核心是如何處理官商關系，換句話說，“胡氏商經”的“核心能力”就是政府關系處理得好。說起核心能力，自從1990年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梅爾（Gary Hamel）提出【企業的核心能力】這個概念，并且揭示了核心競爭能力是企業維持持續競爭優勢的源泉，就引起了世界范圍內對企業核心能力的研究高潮。國外的管理學家們研究了大量優秀企業的案例，分析了這些企業能夠保持持續競爭優勢的原因。可他們想破頭也想不出來，在中國很多企業是以“官商關系”作為最大的競爭優勢的，因為這些企業除了靠“官商關系”這種特殊的“能力”，根本沒有其它的競爭優勢。 誠然,中國的市場經濟不同于西方的成熟市場,存在種種與成熟市場不相同的地方，這決定了企業肯定會有不同的操作模式。所以，強調做生意的“套路”，強調“國情”與“特色”――權力與資本的結合，一直是很多企業老總的信條。但是不用復雜的分析論證，只要看看胡雪巖經營企業的結局，就知道這“官商關系”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企業經營中最不穩定的因素和最大的變數，根本不可能作為企業經營的“核心能力”。如果僅僅靠經營“官商關系”投機致富，成為暴發戶還是有可能的，能把企業經營超過五年以上的，就算是運氣很好的了！ 非常遺憾地是，中華文明傳承幾千年，不但沒有孕育出生命力強大的工商業文明，而且其社會環境也是大大不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的。從歷史上來看，商人自古以來在我國社會地位不高，五千年的中國正史，除去懂經商之道的大政治家范蠡、呂不韋，純粹以經商之道而留名青史的是鳳毛麟角。所以，呂不韋要棄商從政，而胡雪巖則要戴上一頂“紅帽子”，無非是因為當官才有社會地位，實在當不了官，當個“官倒”的社會地位也比純粹的商人要來得高。 這樣的社會環境，難怪在整個世界進入工業社會后，中國就開始大大落后了。聯想到現在中國企業界某些人至今經商照搬“胡雪巖模式”，治理企業則拿出康熙乾隆的治國之道，不能不說是緣木求魚,其結果肯定是與將企業治理好的初衷背道而馳的。因為在企業里搞政治那一套，不但使企業運行的效率降低，而且投機取巧的手段玩多了，企業管理層根本不可能注重企業自身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的提高，這樣的企業一旦失去了保護傘，其最終的命運可想而知。 不妨進行一下對比，歐洲中世紀的社會環境也是不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但歐洲進入工業社會的初期，亞當·斯密出版的兩本書（《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奠定了經濟學和倫理學基礎，并徹底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經濟格局。當亞當·斯密的經濟學說和倫理學說在西方主要市場經濟國家中取得主流地位后，西方社會取得了輝煌的工商業文明，可見亞當·斯密的理論具有多么強大的生命力。 今天的中國正處于千年不遇的巨大經濟變革中，正確認識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方向，無疑是企業進行戰略決策的重要依據。如果將正處在轉變之中的中國經濟界定為轉型之中的市場經濟，其走勢肯定是以漸變方式日趨開放和與世界接軌的。在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企業經營中的“官商關系” 固然不能完全放棄，但也沒有必要把“官商勾結”的“胡氏商經”奉若神明。否則機關算盡太聰明，即使“官商關系”研究得再透徹，也阻擋不了企業最終敗亡的命運。建議中國的企業家們，還是去研究一下李嘉誠的經營之道吧，“李氏商經”既符合市場經濟的操作模式，也融合了一些中國傳統的商業理念，兩者結合得比較好。如果學得好的話，說不定不但將企業治理的不錯，而且一不小心連道德水準都大有提高，到時候也捐個幾千萬出來，全國人民都沾光啊。 從這方面來說，胡雪巖雖然創造了中國近代商業史上的奇跡，但仔細分析一下“胡氏商經”，卻怎么也離不開“官商勾結”這四個字，所以奉勸那些對“胡氏商經”頂禮膜拜的企業家們，經商千萬別學胡雪巖，否則最后的下場可能會很慘。